卻評價甚高，有“羅素精神的真正傳人”之譽。這倒勾起了我對丁文江的注意，恰巧手頭有兩本丁文江的傳記，一本是胡適1956年作的《丁文江傳》，另一本是美國的夏綠蒂·弗思1970年出版的《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這兩本書，以前在研究胡適的時候曾經瀏覽過，如今的閱讀興趣移到傳主身上，自然別有一番滋味。本來，我也企盼在傳記中找到一個現代中國的羅素，不幸的是，竟讓我大大失望了。注視著丁文江那張身穿中式綢衫、一臉忠厚表情的遺像，我好像目睹了一個半新半舊知識分子活脫脫的悲喜劇，一場說不盡道不完的人生錯位。
熟悉現代中國思想史的都知道，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城，前後有兩個著名的自由主義政論刊物，前者為《努力週報》，後者是《獨立評論》。主持它們的，一個是胡適，另一個就是丁文江。刊物的周圍，有一批京城著名的自由知識分子，大都是名牌大學的文科教授，惟有丁文江是搞地質學的。按照他的專業和職業，本來應該與政治最遠，但在所有人當中，偏偏丁文江用世最切。可以說，如果沒有丁文江，就不會有《努力週報》，也不一定有以後的《獨立評論》。《努力週報》創辦於19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