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自信已經洞察一切，先前相信過的這個那個主義固然已經不值再提，靄理斯等等也只是為我所用，他只相信自己，他以對自己的信仰代替了其他一切信仰”。他自以為已經超越於一切世俗的功利、人間的善惡之上。所有的衝突和對立到他這裡都得到了完美的均衡，一切強烈的東西在他的精神結構裡都失去了地位，“他主張人的臉上只需要淡淡的表情，例如微微一笑，或是眼光中的一種流露，只要這樣就好，他把一切強烈的表情都說成‘掀起鼻子，露出牙齒，彷彿是要咬人的樣子’”。“他甚至從根本上否定感情，明確地說：‘感情是野蠻人所有，理性則是文明的產物’”。
既然自己的精神是如此的脫俗，那麼任何行為的庸俗也就無傷大雅，甚至可以化俗為雅。即令日後屈辱附逆，幹了為國人所不齒之事，他也要拼命維護自我的良好感覺。他對自己的墮落不辯一詞，幾次援引“倪元鎮為張士信所窘辱，絕口不言，或問之，元鎮曰，一說便俗”這則故事，好像“他們處世與附敵的一切‘無所謂’而又一切都‘深有理由’似的”（馮雪峰語）。實際上，周作人表面故作鎮靜，裝出莫測高深的架式，但在其深層意識裡，卻不得不求救於一定的心理防衛機制以恢復自感傾斜的心理天平。我覺得，當週作人出任偽職之後之所以一反常態鼓吹起儒的人世哲學，文學主張也從“言志”轉向“載道”，其原因與其說像“評析”作者所認為的那樣有“謀官”動機，倒毋寧說是藉助“理性作用”以消解內心的焦慮，“入世”並非其本意，乃是一種自欺，一種精緻得多的阿Q心理。這種“化俗為雅”的姿態，正如馮雪峰當年所沉痛指出的那般：當人們“正要像對一個被強辱的婦人一樣替她叫屈的時候，她又說這是出於她自主、由她自己的高興，這真夠說明那墮落與頹喪的不可收拾了”。遊世的境界高則高矣，美則美矣，然而一旦在現實中遭際那種非此即彼的境遇，就會依照其自身的邏輯毫不容情地跌落，徑直跌進地面上那最骯髒、最醜陋的泥坑中去。
周作人：現代隱士的一幕悲劇（5）
這，就是周作人的人格悲劇。
“生”“樂”“和”：美得可怕的傳統魅力
周作人悲劇的意義不僅在於他個人，而是他代表了現代中國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他們有的蟄居於書齋，有的隱逸在實驗室，儘管不一定都淪為漢奸，但那內在的遊世之魂卻是與周氏心心相通的。這些知識者成為隱士有各種各樣的個人原因，但令人驚訝的是其中不少人早年也像周作人那樣曾經有過一段“狂”的經歷。換一個角度亦可發現，中國的狂人們除卻魯迅等個別人之外，大部後來也都演變為隱士。從狂人到隱士，這裡有一種什麼樣的魔法在驅使著他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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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灝：一個科學家的錯位（1）
翁文灝的悲劇幾乎是宿命的。“生於末世運偏消”的他，僅僅憑藉其出色的行政能力和道德感召，是無法扭轉一個專制體制必然厄運的。這樣一個體制，總是扼殺具有宏大眼光和變革意識的真正的政治家，只會將本來更適於坐在處長位置上的行政官吏，錯置於部長甚至更高的高位。
談到現代中國的科學家，大概要數地質學界諸位最令人刮目相看。從丁文江到翁文灝、李四光，不僅專業上響噹噹，而且個個行政能力極強，都是治國平天下之才。尤其是翁文灝，官至“宰相”一級，按照過去的說法，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可謂達到了傳統士大夫仕途的極致。
不過，翁文灝的棄學從政，並非其本願，純屬陰差陽錯，命運的不經意安排而已。地質界的三傑，李四光暫且不論，丁文江與翁文灝有頗多相近之處，兩人年齡僅相差兩歲，關係在師友之間，都有留洋歐洲的經歷，一前一後出任地質調查所所長。而且，做研究、辦實業、寫政論、處理行政事務，樣樣得心應手。不過，有一點不同的是，丁文江常常是身在江湖，心在朝廷，他的最大旨趣是做“治世之能臣”。而翁文灝要本分得多。儘管他也關心政治，也有言論的衝動，但僅止於在《獨立評論》上發發議論。骨子裡還是書生本色，相信科學救國，“以人的力量開發地的資源，而後國家始可發生力量”。
丁文江是有意栽花花不發，欲做“治世之能臣”而不得；而翁文灝呢，卻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一向對做官興味索然，偏偏仕途對他敞開了大道。1932年春天，由錢昌照推薦，翁文灝作為若干專家學者之一，赴廬山為蔣介石講學。廟堂講學，本是中國士大夫“為帝王師”的古老傳統，翁文灝自然樂於前往。沒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