麼用呢,沒有人相信聖約翰的人為愛國會做這種事。多少年,有誰真正提起了這件事。”
張老先生是1927年進光華大學念會計專業的。一進大學就知道是從聖約翰分裂出來的大學。在他上學時遇到太平洋戰爭,他一個只知道好好讀書、對得起家裡供自己讀書的一年一千塊袁大頭的單純學生,只要學生會一聲令下,他也跟著去睡鐵軌,也跟著去楓林橋市政府所在地請願。光華大學繼承了五卅的傳統,常常組織學生*,張先生總是跟著去,他說他什麼也不知道,只知道應該為國家做學生該做的事。“當然人人都是愛國的。我們讀了英文,也不是就不愛國,我們總也是中國人啊。”他說。
老先生們都說:“我們老了,不願意想,也不願意說過去的事了,開心的,不開心的,都不要再想起。現在我們就要安安定定,每星期可以到這裡和老朋友碰碰頭,吃吃咖啡,說說話,解解厭氣,就可以了。”
要不是我問,他們不會說這些事,不管是那五百學生的事,還是“改造洋奴思想”的事。他們在一起,說梅龍鎮的三鮮湯不錯,說十元錢可以買到一隻吃口好到底了的烤雞,說下午的衛生麻將到誰家去叉,說二十號有老先生要做八十九歲生日,請大家吃中飯,大家都年事高了,晚上出來不那麼方便。也說到東南亞經濟危機對中國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因為日元的貶值,日本鋼鐵價錢會比中國低,這樣寶鋼會出現失業問題。當然也說戴安娜,紅顏薄命的女子讓巴黎從今以後添一個旅遊點。現在一生都停止了,只是背景氣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度過最後的一段日子。
到十點多鐘,大家就陸續散了。有人搬得遠了,在梅隴那裡,每次也搭地鐵過來,只是要早些回去。走的時候,總是互道珍重。現在,每年總有十來個老人,下一次沒有來,再下一次也沒有來,永遠不來了。早餐聚會的老人們從不去參加大殮,但會訂鮮花請人送去。然後,紅寶石麵包房的早餐桌子上再不會有人提起這個人,白髮之聚,及時行樂是基本原則。
咖啡館十年記(1)
目睹上海的咖啡館,就像目睹人生的變化一樣,這家開張,那家歇業,此起彼伏。當年我常去的咖啡館,細數起來,竟是變化的為多。
時代咖啡館關門了,裘德的酒館也關門了,連房子都拆掉了。我做人物訪問時常去的郵局對面的佐伊咖啡館,現在成了廣東發展銀行營業廳的一部分。有天黃昏時和大學同屋散步經過那裡,她說:“從前我們總在這裡見面。”我說是的,那時我喜歡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她喜歡日式的抹茶咖啡。華亭路口的真鍋咖啡館也不見了,在那裡,作為暢銷書《上海的風花雪月》的作者,我接受過日本記者的訪問。我寫《時代咖啡館》的申申咖啡館,現在是一家受歡迎的新式川菜館子,我還常去那裡和朋友吃飯,還喜歡坐靠窗的敞亮座位。
和平飯店的大堂咖啡館現在已不是外灘最合適會朋友和歇腳的地方了,更多的屋頂花園開張了,更多的咖啡館開張了,現在,那裡很少見到隆重地來喝一口咖啡的上海本地人了。
不過,紅寶石麵包房還在原來的地方,原來的紅白方格子桌布已經被洗得起了球,但還用著。每逢星期四早上,聖約翰大學校友的早餐會還在繼續。只是在早餐會上,老人們越來越少,即使來參加,也越來越沉默。陪他們來的子女,成了談話的主力。一個寒流將要到來的陰霾星期四早上,我坐在早餐會旁邊的桌上看他們,還像從前一樣,他們選在一個角落裡,將小桌子拼起來,桌子上的羊角麵包和本地產的笨拙不鏽鋼奶壺,讓我想起十年前的情形。老人們沉默地喝著咖啡,他們頭髮已經花白的子女們就臺灣麵包房的蛋糕價錢高談闊論。
1931’S咖啡館也還在原先的舊公寓大樓底層開著,大致保持了原來的裝飾藝術風格,一直武裝到小小的衛生間。只是,這些年以懷舊為號召的咖啡館多不勝數,它便沉寂下來。當年,它在茂名路上發出第一聲對舊世界的呼喚,現在,這個街區的馬路上到處都是小小一開間門面的精緻店鋪,都以上海本地人清淡精緻的懷舊口味裝飾起來,抗衡淮海路上的美式大商廈。以1931’S咖啡館為圓心四散而去,周圍路路都是旗袍店,鞋店,小畫廊,舊傢俱店,小餐館,形形色色的A貨鋪子,上海菜餐館的菜譜裡有小黃魚湯餛飩和油燜筍,老公寓裡進出著四十年代的舊中產階級。過了復興中路的紅綠燈,就是一家上海人開的爵士酒吧。滿店堂用的,都是復原的三十年代西式傢俱,連壁爐和樓梯,門和地板,都是一一從拆遷的舊樓裡找來的,生生地在單調的簡易房子裡裝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