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地重現。從1987年11月到第二年1月，馬勝利“曉行夜不宿”（他在自傳《風雨馬勝利》中的用詞），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對27家造紙廠進行了承包。1988年1月19日，“中國馬勝利造紙企業集團”在鑼鼓喧天中成立，北京的輕工部部長和河北省省長一起參加了成立大會。此前四天，《人民日報》刊登了海鹽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被免職的新聞，“典型人物”的新舊更代讓人眩目。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馬氏神話的破滅竟比前人的衰落還要快速。僅四個月後，浙江媒體報道他承包浙江浦江造紙廠“失利”；7月，貴州報道“馬勝利承包後的貴陽造紙廠處境困難”；8月，煙臺蓬萊造紙廠因虧損與馬勝利中止合同；9月，《人民日報》發表評論《由馬勝利失利想到的》，首次將“馬勝利失利”與“步鑫生沉浮”相提並論。可怕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發生了，到年底，馬勝利宣佈停止吸收新企業，今後不再跨省經營，此時，已有16家造紙廠先後退出了集團。
在企業史上，馬勝利被稱為“企業承包第一人”，他不是第一個嘗試承包制的廠長，卻是最早因承包受到舉國矚目的人。
1988 資本的甦醒
擺個小攤，勝過縣官；
喇叭一響，不做省長。
—北方民諺，1988年
1988年年中，上海先後組建了三家證券公司，分別是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後來轉給工商銀行上海分行）的申銀、交通銀行的海通和股份制的萬國。前兩者受體制內管束較多，而股份制的萬國則天然地顯出它的優勢，其總經理名叫管金生，他後來有“證券教父”的名號。
管金生出生在江西一個小山村的貧寒之家，1983年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獲商業管理和法學兩個碩士學位。畢業歸國後，在很長時間裡他無所事事，被派到上海黨校的一個“振興上海研究班”裡去“深造”。等到萬國證券創辦之際，41歲的管金生總算被挖掘了出來，出任這家擁有3 500萬元股本金的證券公司總經理。
萬國創辦，管金生第一眼瞄上的是國庫券。中國從1981年開始發行國債，按國際慣例稱為國庫券，在相當一段時期裡，由於缺乏流通性，所以很不受歡迎，不少地方政府以黨性為號召，要求所有黨員和公務員必須購買，有的政府和企業索性在工資中強行攤派發放。到後來，很自然地出現了國庫券地下交易，一些人以五折六折的低價收購國庫券，還有的企業用國庫券變相降價，來推銷積壓產品。由於各地的收購價格不同，便形成了一個有利可圖的“黑市”。這些行為雖屬違法，但卻日漸蔓延，已成無法遏制之勢。到1988年3月，財政部被迫作出《開放國庫券轉讓市場試點實施方案》，允許國庫券上市流通交易。4月，上海、深圳、武漢等七城市率先試點開放，6月又開放了54個城市。
管金生是第一個從國庫券流通中嗅出商機的機構券商。當時，全國銀行並無聯網，所以各地的國庫券價格相差很大，萬國只有十多個人，管金生率眾傾巢而出，跑遍了全國250個大中小城市和偏遠鄉村，到處收購國庫券。有一次，他親自到福州去採購，一出手就吃進200萬元的國庫券，這些從無數散戶手中收來的券額都是5元、10元的，足足塞滿了幾個大麻袋，他租了一輛汽車直送上海，裝不下的兩個大旅行袋，他一手拎一個坐飛機回去。在機場安檢入口，他好說歹說硬是沒有讓安檢人員開啟旅行袋檢查，到上海的時候，袋子的底部已經撐破了，他連拉帶抱地總算出了機場。到1989年，萬國的營業額做到了三億元，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證券公司，其中絕大部分的業務來自國庫券的倒賣套利。
如果說，雙碩士出身的管金生是一個商業高手的話，那麼，上海城裡一個姓楊的倉庫管理員則算得上是“天才”了。
1988年4月，上海鐵合金廠的倉庫管理員楊懷定一氣之下辭職了。春節前後，廠裡倉庫丟了一噸多銅材，因為楊懷定的妻子承包的電線廠所用原料是銅材，所以他成了重點懷疑物件。很快案子破了，跟楊懷定沒有關係，不過，受了一肚子氣的他卻決定不幹了。
楊懷定訂了26份報紙，那時還沒有網際網路，所有的資訊都悄悄地藏在一行行枯燥的官樣文字裡。他在報紙上看到，從4月開始，中央相繼開放了七個城市的國庫券轉讓業務。他的眼皮狠狠地跳了一下。
第二天，他就湊了10萬元直奔安徽合肥。他的算盤是，當時各地的國庫券價格都不同，只要有價差就能賺到錢。果然，他在合肥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