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廷江與蔣錫培的經歷帶有一定的普遍性。日後，那些在1989年“私產歸公”的企業絕大多數又都透過各種形式回覆到了原來的產權性質，而在當時這確乎是人們恐慌心理的某種體現。在民間經濟最為發達的廣東省，則出現了一次企業家外逃的小高潮，除了最知名的萬寶鄧韶深之外，還有深圳金海有機玻璃公司的胡春保、佛山中寶德有色金屬公司的餘振國等。根據新華社記者顧萬明的報道，到1990年3月為止，廣東全省共有222名廠長經理外逃，攜款額為億元。
1990 乍熱驟冷
轟隆隆的雷雨聲在我的窗前，
怎麼也難忘記你離去的轉變，
孤單單的身影后寂寥的心情，
永遠無怨的是我的雙眼。
—羅大佑：《戀曲1990》，1990年
1990年的中國，是在一片打擊假冒偽劣的###聲中開始的。浙南的溫州再次首當其衝。
在中國的改革史上，溫州是一個很容易讓人產生“誤讀”的地方。這裡是中國私營企業最早萌芽的地方。在一些人士的眼中，它是“資本主義的溫床”，是一顆必須被割除的毒瘤。而在另一些人的心目中，它卻是好像市場經濟的“麥加”，是民間力量突破舊體制的急先鋒。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對溫州的評價，成為了改革立場的“選邊戰”和溫度表。每當政策走向出現變動的時候，往往在這裡可以嗅出最初的跡象。
溫州商人被稱為是“中國的猶太人”，他們從很小的時候就背井離鄉，外出闖蕩，他們是中國最早具備了市場意識的那群人，也是第一批在商業活動中賺到錢的人。在溫州，出現了中國最早的貿易商人、第一批專業市場、第一個民間銀行、最初的股份制企業，在很多年裡，他們像一條條搏命的鯰魚，出現在每一個有盈利機會的領域裡，他們販運小商品、炒賣各地房產、去山西承包小煤礦、在陝西打地下油田、到新疆倒賣棉花，他們是最早的商業活動實踐家、新觀念傳播人、新產品推廣者，也是最早的走私商、偷渡客、偽劣產品製造者，他們總是遊走在法律的邊緣，總是能夠奮不顧身地在第一時間捕捉住剛剛萌生出來的商業機遇。
一個關於溫州商人精明的故事流傳頗廣：一位東北的國營企業廠長來溫州洽談生意，雙方在價格上卡殼了，溫州人當即將之拉進最好的海鮮餐廳，一頓大吃大喝後，東北人的腸胃不出預料地抵擋不住，於是深夜急送住院，溫州老闆馬上派出自己的老婆，在床前日夜端盆伺候，東北人自然被感動得無以復加，兩人立刻稱兄道弟，價格上的“小小”分歧當然就不在話下了。
溫州某貧困縣還出過一個匪夷所思的、頗有黑色幽默意味的經濟案件：當地農民向全國各地的國營企業投遞信函，定購各種各樣的二手機械裝置，這些裝置到了泰順後，當即被就地倒賣。然後，那些農民就去報紙上用假名刊登死亡訃告，等那些外地企業追上門來討債的時候，就有人哭喪著臉把訃告拿給他們看：人也死了，向誰催債？就這樣，一個村莊的農民全部參與了這場很詭異的詐騙遊戲，當地還因此形成了浙南最大的二手機械裝置交易市場。
80年代末，凡是去溫州的人都對當地餐飲文化歎為觀止，在那裡，有派頭的人請客，必上兩道湯，一道湯是海鮮大盆中飄浮一隻百元美鈔折成的小船，是為“一帆風順”，另一道湯是海鮮大盆中再浮一小盆，上面有規則地擺了十隻進口手錶，在座各位一人一表，是為“表表心意”。
在當時，另一個讓全國民眾很難接受的現象是，先富起來的溫州人掀起了一個讓人瞠目結舌的“造墳運動”，《中國青年報》記者麥天樞曾用驚訝的筆觸描寫1990年前後的溫州：“船行甌江，迎面撲來的是成百上千的墳墓。滿山遍野白花花的，便是聞名天下的溫州椅子墳，這些堂而皇之、居高臨下、傲視天地的椅子墳包藏著的，不只是溫州人祖先們的骨血，這是來自傳統的精神的流向，這也是來自市場的新財富的流向。一個地方的富裕程度往往可以從觀察椅子墳輕易地得出結論：哪個村鎮最富有，哪裡的墳墓就最輝煌氣派。”
早期溫州商人在商業上所表現出來的智慧和狡黠，與硬騙強取截然不同，卻將原始積累過程中的那種沒有道德底線的狡黠與血腥，展現得淋漓盡致。伴隨著市場繁榮和民眾富裕的是，原有商業秩序的破壞、淳樸的公共觀念的淡漠和生態環境的破壞。確切地說，溫州現象並非孤例，它同樣存在於所有商業活動率先活躍起來的地區，如廣東的珠三角及潮汕地區、福建的晉江地區、江蘇的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