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為什麼會放它進來呢？我說的還不單是文化入侵這類很容易引起情緒反應的“民族大義”問題，而是管理機構想為場地營造出何種整體形象的問題。
好比一家商場，主事者自會為它選擇合適的商店，以配合整家商場的形象與格調。北京半島酒店不會讓永和豆漿進去開業，香港置地廣場也容不下麥當勞，哪怕它們出得起再多的租金；而一間針對低消費階層的百貨公司則根本不會費心拉攏高階客戶。同理，一間有水平的博物館也必須明白它營造出來的環境就是它留給遊客的印象了，更不消提故宮這種世界文明遺產。
主事者在設計整體形象的時候要先回答幾個問題，首先是整個場地的定位：它是一個非常嚴肅神聖的地方，還是一個老少咸宜的教育中心呢？它是一個面向全球遊客的國際化休閒場所，還是一座純粹的民族文化聖殿呢？然後就要探討裡面該有的配套設施了，例如它可以像韓國故宮那樣完全杜絕商業活動，也可以學習盧浮宮的順應潮流。接下來他們要顧及細節，從導遊手冊的平面設計到廁所的環境安排，全是整體形象的一部分，半點也不能馬虎。
以故宮的現狀看來，它最大的問題還不是讓美國連鎖咖啡店輕易進場，甚至也不是我之前所說的沒有品位；而是它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不曉得要給人留下什麼印象。與其爭論高而大的文化入侵，大家不如一齊探討故宮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原題為“慎談文化入侵，多談故宮定位”，刊於《南方都市報》2007年02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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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恥
向“百年國恥”說再見
中國在過去十年之間走過的道路還真是奇怪，尤其自媒體取得相對開放的空間以來，明明我們看到中國有諸多問題和困難，但才一回頭，卻猛然發現自己突然之間竟成了一個叫人豔羨甚至嫉恨的大國了。明明我們是一個受了百年欺凌的發展中國家，這兩年在國際媒體上看見的卻是一片中國熱。明明幾年前我們還是那個被人妖魔化的國度，現在卻目瞪口呆地看著中文成為各國學生的熱門科目。
所以我們現在要學的不只是怎樣登臺當好大國的角色，還要在劇烈的場景變換和劇情轉折中檢視自己、調整自己的心態。所謂的檢視與調整，不是隻看幾部電視劇，學一下古代王朝的往績看一看西歐列強的盛衰；也不是教育國民講風度重禮貌，外遊之時不喧譁不吐痰那麼簡單。
說到反省一個國家的心態，魯迅數十年前寫下的“阿Q”直到今天依然是最有力的象徵。阿Q的故事比《伊索寓言》中的酸葡萄更可怕的地方，在於那隻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只不過是說那葡萄是酸的，但可沒說甜是不好的酸才妙。然而阿Q卻翻轉了正常的價值，打不過人就轉而誇讚自己是世上“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狐狸頂多是貶損自己得不到的東西，而阿Q則乾脆把自己的可憐可悲轉換成神聖光榮。
阿Q的故事說的除了是魯迅眼中的國人通病之外，還很符合當時國際形勢下中國人的自處之道。清末以來，中國人被現代殖民帝國打得透不過氣，傳統文化系統被西潮摧折得瓦崩磚碎。這都是事實，也是很多人看得清楚講得明白的。可是與此同時，卻有另一些人反過來把自己的積弱說成是一種美德。最可笑的莫過於當年英國大哲學家羅素那套“中國人熱愛和平”論的流行。要知道羅素固然是位嚴謹的邏輯學家，但他對中國的觀察則來自皮毛的閱讀與走馬觀花的旅行，根本不值一哂。偏偏很多知識分子引之為知音的肺腑之言，覺得我們中國人就是高尚，熱愛和平，發明了火藥也不搞火箭炸彈。這，難道不是阿Q嗎？
20世紀的德國思想家舍勒（Max Scheler）繼尼采之後，深入挖掘了人類的“怨恨”（ressentiment）心理，他的說法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現代中國的阿Q心態。依照舍勒，怨恨是一種對他人不滿的情緒反應，這種情緒是種潛藏心中隱忍未發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個人的正常心智與價值觀。所以要隱忍不發，是因為有這種情緒的人根本沒有發洩報復的能力。這種怨恨的由來有二，一是受到他人的侮辱，二是嫉妒他人擁有的東西，覺得那東西本該為己所有。可是他人的地位比自己高，實力比自己強；我不只沒法搶奪他擁有的一切，沒法改變我和他的差距，甚至連對之發作都不敢。這時就會出現“價值位移”（value shifts）的現象了，意思是顛倒價值常規，把自己得不到的說成是不好的，將自己的低下處境說成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