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部，我願意受罰，罰多少都行，”陳素英覺得自己怎麼也接受不了這樣的處罰，臉上流淌著兩行淚水，帶著一副哭腔地說道：“求你們不要取消我的攤位，我求你了，讓我有一口飯吃。”
一般來說，不法個體商販對處罰表示不滿，通常有兩種辦法：一是來硬的，採取死活不服的態度，或大吵大鬧工商所，或指名道姓地喊打叫殺，直接威脅市場管理者的人身安全。二是來軟的，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哭鬧，那模樣彷彿比竇娥還冤。更有甚者，給你來個軟硬兼施，雙管齊下。參加工作幾個月來，何秋霖也見過不少這樣的場景。不過，今天面對著陳素英的痛哭流涕和苦苦哀求，為人善良正直的何秋霖心裡也有些隱隱作痛，對她有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感覺。
經商之道，以利為本，正所謂“無利不起早”。在改革開放的最初幾年中，這些個體商販並不知道眼前的這種允許個體經營的政策到底能走多遠，而怕政策改變始終是他們的一塊“心病”。個體戶當中的大多數人並不在乎明日的經營之途，卻只顧眼前的既得利益，在乎著能把今天的錢掙到手。故而，鼠目寸光的經營觀念，製假販假的經營方式，盡存於早期個體商販的經商活動之中。這時候，在國內的經濟理論界中，也正為個體戶“有多少僱工才不算資本剝削範疇”而爭論不休。後來，這種阻礙個體經濟發展的“左”的思潮和意識，終於在一九八五年國家主要領導人接見聞名全國的“傻子瓜子”大王的講話中，變得煙消雲散。從此，個體戶在社會上和人們的心目中才得以提升並逐漸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這已是後話了。
“這樣吧，你先回去好好想想，”何秋霖心裡十分清楚，必須讓膽敢故意違反市場管理規定的不法商販嚐到苦頭，他們才有可能記住這深刻的教訓。接著，他對陳素英說道：“為什麼要這樣處理你，是我們沒有給你改正的機會嗎？不是，你已經是多次違反我們的市場管理規定了，如果所有的個體戶都跟著你學，人人缺斤少兩，我們這個市場還要不要？”
“我改，我一定改，”陳素英還是不肯走，軟纏硬磨地泡著何秋霖，嘴裡不停地說道：“請工商所再給我一個機會吧，最後一次，行不行呀。”
“你先回到攤位上把你今天進回來的豬牛肉都賣出去吧。你如果有什麼要求，明天上午可以來找我們陳所長說。”
“何干部，你幫幫我，好不好，我給你跪下了。”陳素英真的就要在何秋霖面前跪下來。
何秋霖豈能讓她跪下，趕緊擋住並把她從地上拉了起來。看著陳素英還在站身旁乞求著他的可憐模樣，何秋霖的心裡卻不由地湧上一種說不出的難受滋味……
第二天早上，何秋霖剛來上班，在工商所裡屁股還沒坐熱，陳素英和她的丈夫畢勝利就進來找他求情來了。
說來也巧合了，畢勝利竟然認得何秋霖。他知道眼前這位工商幹部是弟弟畢自強的高中同學，前兩年的時候，何秋霖還跟畢自強一起到家裡吃過飯呢。
“何干部，看在你跟我弟弟原來就是高中同學的份上，”畢勝利與何秋霖先套了一番近乎，這才求情地說道：“這次，你就高抬貴手了吧，行嗎？下次如果她再犯這樣的錯誤，你怎麼處理都行。”
“友情是友情，公事歸公事，”何秋霖嘴上雖然這麼說，但心裡還是發軟了。他沉思了片刻，便對陳素英說道：“這樣吧，罰款五十元，回去再寫一份檢查，要深刻，保證今後不再重犯，然後把你的檢查貼在自己攤位上的顯眼處，十五天內不準撕下來，能做到嗎？”
其實，這個處罰也不算輕了，五十元的罰款不是小數目。可對陳素英來說，這總比吊銷營業執照和取消攤位的處理輕多了。
這件事情發生之後，何秋霖在陳燦所長的支援下，制定出臺了一條市場管理新舉措：對故意短斤少兩、剋扣顧客秤頭的，除了教育和罰款之外，還要給違章個體戶在攤檔前掛上警告性質的黃牌。
陳素英深深地記住了這一次的教訓。在和平菜市場內，後來由她率先在自己的攤檔前掛出了“童叟無欺，缺一罰十”的牌子。不久，其他個體戶也跟著紛紛仿效，向廣大顧客承諾公平交易。此後，該菜市場個體戶的經營風貌有了明顯改觀。
第十二章 投機倒把（之一）
1983年，春末夏初。
八十年代初，在新華街與西關街十字交叉路口的繁華地段上，已逐漸形成了南韁市一個轉手倒賣外匯、國庫券和各種票證的黑市。
有轉手倒賣票證的黑市，就有依賴於黑市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