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這次不再張開了，胸脯緩慢均勻地起伏著。我從床邊後退，目不轉睛地看著她。
在走廊上，我問那護士：“她會好起來嗎？真的會嗎？”
“沒人能肯定，帕克先生。她是努奈裡大夫的病人，他是個好大夫。明天下午會在這，你可以問他。”
“那你的看法呢？”
“我想她會好的。”那護士順著走廊領我到電梯間。“她的心電訊號仍很強，所有跡象表明只是輕微中風。”她皺了下眉頭，“只是她要改掉一些習慣，當然是指在飲食、生活方面……”
“你是指抽菸？”
“啊，是的，只能戒了。”她說得輕鬆，似乎要我媽戒菸就像把一個花瓶從房間移到大廳那麼容易。我按了一下電梯的按鈕，剛才那個電梯的門立刻開了。探訪時間結束後，醫院裡冷清了許多。
“謝謝。”我說。
“沒關係。對不起，剛才嚇著你了，我那麼說話真的是很傻。”
“沒關係，算了。”我說，儘管我認為確實如此。
我進了電梯，按了電鈕。那護士抬起手對我微微揮了揮。我也揮了揮手。電梯門在我們之間合攏了。電梯開始下降，我看著指背上的掐痕，心想我真是沒用的東西，沒用之極，即使那只是個夢，我也真他媽的沒用。帶走她，我對斯托伯說。她是我母親，可我還是說了，帶走她，別帶走我。她含辛茹苦地把我養大，在烈日下，在小小的新漢普斯爾娛樂園飛揚的塵土中陪我排隊等坐過山車，而在最關鍵的時刻我卻毫不猶豫地說帶她走，別帶我走。膽小鬼、懦夫、真他媽的膽小鬼。
電梯門開了，我走出來，走到垃圾簍邊掀開蓋子，那徽章仍在裡面，丟在人家殘留著咖啡的紙杯中。“我在驚悚園坐了過山車，雷科尼亞”的字依然可見。我彎下腰飛快地拾起落在咖啡殘液中的徽章，在牛仔褲上擦乾淨，放到口袋裡。看來把它扔掉是錯誤的。它現在屬於我，不管是幸運物還是不祥之物，反正是我的了。我走出醫院，經過伊婉時向她輕輕揮手致謝。屋外皓月當空，一切都沉浸在冷漠悽迷的月光中，我一生從沒有像此時這樣心力交瘁。我希望能再選一次，我願作出不同的選擇。說起來好笑，如果正如我所預料的她死了，我也許會接受。至少事情不會有這樣的結局。
在城裡沒人會載搭便車的人，那綁疝氣帶的老頭這麼說。有幾分真實呢？我走在貫穿路易斯頓的大街——有36個街區的里斯本大街和9個街區的肯內爾大街上，經過所有的自助酒吧，裡面的自動點唱機放著弗裡吉爾、ad/dc樂隊和雷德·傑皮林的法語老歌，從頭到尾我始終沒伸出手豎起拇指。沒有人開車經過，情況似乎不妙。我到德姆斯大橋時已經11點多了。可一到哈羅鎮的地界，我遇到了第一輛車，手一伸它就停了。40分鐘後我已在屋後棚屋門邊的紅色手推車下面摸索家門的鑰匙。再過十分鐘我就躺到床上了。這是我長這麼大以來第一次獨自在這個房子裡睡。
第二天12點15分時電話鈴聲吵醒了我。我想可能是醫院打來的，醫院的人會告訴我說我母親病情急劇逆轉，幾分鐘前剛過世，深表難過。但一接電話才知道只是麥考蒂夫人想知道我是否在家裡，以及我昨晚看望我母親的事（她問了我三遍，第三遍快結束時我開始感覺像謀殺案中的罪犯被審問一般）。她還問我下午是否坐她的車去醫院看望我母親。我告訴她這太好了。我掛上電話走出臥室，臥室門邊有面落地鏡。鏡子裡是一個鬍子拉碴的高高的年輕人，腆著小肚子，只穿著一條寬大的內褲。我對著鏡子裡的自己說：“你不能再神經兮兮的了，老兄，今後不要再每次電話響就以為是有人報喪。”
就算我會不由自主地這樣想也沒有關係，時光會使記憶模糊，時光總會使一切……但奇怪的是昨晚的事仍然歷歷在目。我仍記得斯托伯反戴的帽子下面的俊臉，耳朵上夾著的捲菸，吸菸時，煙從他脖子上的斷縫裡滲出來，他講的卡迪拉克賤賣的故事仍縈繞在我耳邊。時光將會使記憶模糊，但並不是一時半刻。而且我還有那個徽章，它仍在我堆在浴室門邊的衣服上。這徽章是我昨晚的紀念品，並非每個經歷鬼故事的勇者都能從中得到證明其真假的紀念品吧？
房間的角落有一套舊立體聲音響。我翻著舊磁帶想找些帶子在我刮鬍子的時候聽。我找到了一個標有民歌集萃的磁帶，把它放入機子中。這個磁帶是我在讀高中時錄的，幾乎記不起裡面有什麼歌了。一聽才知道是鮑伯·戴蘭哀唱紀念海蒂·卡羅寂寞離世、湯姆·帕克頓吟唱思念散落各方的老友，接下來是大衛·範·羅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