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唱他的可卡因布魯斯。當他唱到第三節中段時，我還在刮鬍子，“我大口猛灌威士忌和杜松子酒，喝得肚子脹脹的。”大衛粗聲粗氣地唱著他的歌，“醫生說它將毒死我，但沒說什麼時候。”啊，這就是答案。一種犯罪感讓我臆想我母親將馬上死去，而斯托伯也從未糾正我的這個臆想。當時我從未問過此事，他怎麼糾正我？但很清楚，這個臆想顯然是錯的，我母親並不是馬上就會死去。
“醫生說它將毒死我，但沒說什麼時候。”大衛還在重複著。
老天，我為什麼要責備自己。我的選擇違反了自然規律了嗎？兒女不是通常都比父母活得長嗎？那狗孃養的想嚇我，陷我於不義，但我不是就不買他的賬嗎？我們最後不都坐了過山車嗎？
你不就想不受良心的譴責嗎？找個方式為自己開脫吧。也許你的想法是對的……但當他要你選擇時，你選了她，老兄，你選了她，這就無法開脫了。
我睜開眼看著鏡子中自己的臉。“我已選過了。”我說，我不很相信我會作出這樣的選擇，但最終我想我會相信的。
麥考蒂夫人和我去看我的母親，她已好了些。我問她是否記得昨晚夢見在雷科尼亞的驚悚園。她搖搖頭，說：“我幾乎記不起你來過，昨晚我非常困，怎麼啦？”
“沒事。”我說，親了親她的額邊，“沒什麼。”
五天後我母親出院了。出院後一小段時間，她走路一瘸一拐的，但很快就恢復正常了。一個月後她又回去幹活了，先是隻上半天班，但後來就上全天班，就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一樣。我也回校讀書，還在奧羅諾市鬧市區的一家比薩餅店找了一份臨時工。賺的錢雖然不多，但夠付我的修車費，這讓已我感到很滿足。從那以後我就不愛搭便車了。
我母親想戒菸，堅持了一小段日子。4月份的一天早上，學校放假，我回到家裡發現廚房裡又像過去那樣煙霧繚繞。她羞愧而又不服氣地看著我。“沒辦法，”她說，“我知道你要我戒菸，我也應該戒，可不抽菸我的生活就像缺了什麼似的，沒有東西可以填補。我只能後悔，當初不該抽菸。”兩週後，我大學畢業了，我媽病又發作了，還好不嚴重。醫生對她發出嚴重警告後，她又想戒菸了，戒了一段後體重就增加了50磅，卻又開始抽菸了。正如《聖經》上所說的“本性難移”，對此我深信不疑。幸運的是我第一次找工作就在波特蘭找到了一個相當好的工作，我打算讓我媽不要再出去幹活，但剛開始很難說服她。
我也許最終會不耐煩地放棄對她的勸說，但我現在有堅定的信念去瓦解她的固執。
“你應該賺錢過自己的生活，不要管我。”她說，“阿蘭，總有一天你要結婚，別把錢花在我身上，要花在你自己的生活上。”
“你就是我的生活。”我親著她說，“不管你接不接受，我就是這樣認為的。”
最後她接受了我的勸說，不去幹活了。
從那以後，大概有七年，我們過著平靜祥和的生活。我沒有和她一起住，但幾乎每天去看她，我們常常打牌，用我給她買的錄影機看錄影帶，過著歡樂的日子。正如她常說的：我們有一屋子的歡笑。我不知道這幾年是不是欠了斯托伯的，但確實享受了天倫之樂。我遭遇斯托伯的那晚在我的記憶中如夢魘般滋長，永不褪色，就如我一直預料的那樣；那晚的每件事，從那老頭叫我對著秋月許願到斯托伯的手在我襯衣上亂摸給我別上那徽章，一幕幕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中。有一天，我找不到那枚徽章了，我想起搬到伐爾茅斯的小公寓時，我把它放在床邊桌子的第一個抽屜裡，和兩套袖釦、一枚上面印著“比爾·克林頓，安全薩克斯總統（安全薩克斯總統，原文為：safe saxpresident，sax是樂器薩克斯管。“sax”和“sex（xing茭）”的發音很相似，意指克林頓的性醜聞。）”的政治徽章放在一起，可現在它不見了。過了一兩天，電話鈴響起，我一接就明白電話那頭的麥考蒂夫人為什麼哭泣。她所帶來的噩耗正是我一直隱隱預料的：玩就玩了，做就做了。
葬禮結束後，守靈者和排著長隊的送葬者散去了。我回到哈羅鎮的小屋，在那裡我母親度過了她最後的幾年，在那裡抽菸，吃甜粉炸圈餅。我們母子相依為命，如今只剩我了。
我清點她的個人財物，把人死後要處理的檔案放在一邊，稍後再處理，先把要保留的物品放在一邊，不要的、給慈善機構的物品放在房間的那一邊，然後裝箱。快整理完時，我跪下來看看她床鋪底下還有什麼東西，卻發現它在那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