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非主義者大會。索布克韋於1924年12月5日出生在東開普地區的一個科薩人家庭。他父親是一位衛理會教徒，對他要求十分嚴格。他早年在教會學校學習，儘管有肺病，但他的學習成績一直是名列前茅，從而獲得獎學金進了洛文達勒學院。後來，又從學校校長那兒獲得進黑爾堡大學攻讀文學的一筆資助。在黑爾堡大學時，他參加了非洲人國民大會青年聯盟，並任青年聯盟學校支部主席。1949年，他率領該校青年聯盟代表團參加在布隆方丹召開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年會，積極促成大會透過了“行動綱領”。1952年，他又因參加蔑視不公正法運動而被免去教職。
索布克韋對自由憲章的最大意見是該憲章不加區別地將黑人和白人統稱為“在南非居住的全體人民”，並提出“不分膚色、種族”。非洲主義者還認為，自由憲章關於民主方面的那些建議從來不提“一人一票”問題，因為“一人一票”將使歐洲人、亞洲人和混血種人的選票變得幾乎毫無意義。在1959年的“泛非主義者宣言”中，他們指責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已被“白人統治階級的領導”俘虜過去了。
這些“領導人”認為南非的財富屬於全體居住在南非的人們，即屬於外國霸佔者和本土被剝奪者，外國強盜和本上受害者所共有。他們對外國主人及其土著奴隸、白人剝削者和本土的被壓迫者一視同仁。他們把受奴役的非洲人和霸主歐洲人看作親兄弟。他們真是不可思議的天真，異想天開地脫離實際，不懂得被統治人民受到萬惡的壓迫、殘酷的剝削和非人的待遇，他們的利益同白人統治階級的利益存在著明顯的衝突和尖銳的矛盾。
曼德拉與索布克韋在40年代同是青年聯盟的創始人，又一起領導了幾次大的行動。他深知索布克韋的志向和為人。同時，曼德拉也清醒地認識到，在群眾運動中，激進的口號比溫和的策略更有感召力。泛非主義者大會的成立將會吸引大批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為此，曼德拉對以索布克韋為首的非洲主義者進行了長時間的說服工作，希望他們認清時局，對種族主義政權和普通白人嚴加區別。但是未能阻止住這場分裂。結果正如曼德拉所預料的，泛非主義者大會一成立，就吸引了大批黑人群眾。1959年8月2日，泛非主義者大會的全國執委會宣佈，他們已在全國建立了101個支部，擁有正式成員24664人。這對一個剛成立4個月的組織是很不容易的。
早在蔑視運動爆發以後，國民黨政府就開始準備對國內的民主力量進行鎮壓。政府當局最為擔憂的是各民族反種族主義力量的大聯合，因而每次起訴的法律依據也是對各個種族都適用的“鎮壓共產主義條例”。1952年在對蔑視運動領導人的判決書中說：
大家都知道：共產主義的目標之一是衝破種族障礙，為一切不分種族、膚色或信仰的階層和人民均擁有平等權利而鬥爭。南非聯邦由於非歐洲人佔絕大多數而產生的特殊問題，已成為傳播共產主義宣傳的肥沃土壤。這種情況將危及歐洲人的生存，因此必須採取立法手段對共產主義進行鎮壓。
為了便於進行鎮壓，白人種族主義政權用混淆視聽的手法，將黑人運動、共產主義與叛國罪等同起來。一方面，它開始多方收集情報資料，以便以叛國罪對民主運動的領袖進行指控；另一方面，南非政府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時間。自由憲章的發表為南非政權提供了口實。憲章不僅反對種族歧視，還提出了人民管理國家、耕者有其田、一切財富歸還給人民等民主要求。1956年6月，司法部長斯沃特在議會上氣勢洶洶地宣佈：他準備對大約200名犯有叛國罪的人進行審判。
12月3日，南非進步報紙《新世紀》發表編輯部文章，就政府準備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逮捕發出警告。這份報紙在社論中指出，“情況越來越明顯，政府準備仿效舉世皆知的納粹德國國會縱火案①的作法，以便除掉種族隔離政策最堅強的反對者。”文章反駁了政府輿論對所謂“叛國”罪的譴責，旗幟鮮明地指出：“擁護‘自由憲章’的人們所表現出的忠誠，是國民黨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這不是對一小撮享有特權的人的忠誠，而是對全體人民的忠誠，對公正、人道和正義的原則的忠誠，這正是南非真正的愛國主義。”
①德國法西斯陰謀陷害共產黨人的案件。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黨徒焚燒國會大廈，嫁禍於共產黨人，隨後大肆逮捕和迫害進步人士。
1956年12月5日凌晨，1000多名警察同時出動，在全國範圍內對黑人解放運動的積極分子進行搜捕。為了渲染反對“共產主義陰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