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將溫妮和津薺趕進車裡，前後左右都是全副武裝的軍人。車子向約翰內斯堡西南方向行駛了約300英里，來到奧蘭治自由邦一個名叫布蘭德福特的小鎮。
奧蘭治自由邦可以說是布林人定居者起家的地方。他們在大遷徙①時來到這裡，並於1837年建立了一個共和國。1848年英國人兼併了這塊地盤，但這個小共和國於1854年又爭得獨立，取名奧蘭治自由邦。布林戰爭後，英國人再一次兼併此邦，並於1910年將其納入南非聯邦。這裡政治保守，阿非裡卡人（即南非荷裔白人，原稱布林人）深深地相信，在他們佔有這塊土地之前，這裡是無人居住的。這種信仰演變成一種執著的阿非裡卡民族主義，它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平等，堅守白人至上的信條，對黑人民族解放運動刻骨仇恨。
①指1835—1836年布林人為擺脫英國人的統治離開開普殖民地而東遷的大規模移民運動。
布蘭德福特是一個典型的阿非裡卡人的小鎮，當時共有1900名白人居民。而土生土長的黑人作為這塊土地的真正主人，卻居住在隔離區。這是一個典型的種族隔離制的樣板。白人居住區的最長一條街道的名字象徵著阿非裡卡人的信仰——“布林人遠征路”，而黑人居住區沒有名字，鮮為人知，儘管他們的人數幾倍於白人。①布蘭德福特地區共有10座教堂，其中9座專供白人使用。郵局為黑人和白人分別設立入口處，人行道上一有白人出現，黑人便像老鼠見了貓一樣立即躲開。其他公共設施，如警察局、銀行、旅館、加油站等，都有明顯的只供白人使用的標誌。“我像一陣旋風一樣襲擊了這個阿非裡卡人的王國。”溫妮·曼德拉曾自豪地向一名記者說。
①安妮·本傑明說有9000名黑人，溫妮·曼德拉估計為5000人，瑪麗·本森則說有3000人，沒有官方統計數字可查。
在溫妮被警察帶到這個地區以前，這一帶的議員和警察召開了會議告訴人們：一個大共產黨就要來了；和這樣一個人來往是危險的，並將受到懲罰；來的將是個女的，會做很多荒唐的事情；各家各戶要把孩子們管好，不要讓他們靠近她住的那所房子。這種警告和恐嚇在溫妮剛到時對那一地區的居民還是很有效的。
警車將溫妮和津薺又從奧蘭治自由邦的警察分局送到布蘭德福特那一間門牌號碼為802號的住房前。這所房子在修築這一片住宅區時被建築工人用來裝垃圾，因而極其骯髒，“糞便和髒土佔去了每間小屋的3／4”。警察們將溫妮的包裹扔在地上。沒有電，沒有水，沒有爐子，溫妮和女兒無法洗臉，無法做飯。她們只好蜷縮在床墊上熬過了一晚。據溫妮後來回憶說，對津薺來說，這段經歷是一次創傷，“對一個16歲的女孩子來說，這是很難忍受的。作為一個母親，感到最難受的是：自己獻身的事業影響了自己極為親愛的人。這次致命打擊所留下的傷痕將永遠無法癒合。不用說，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憤慨”。溫妮將這三間小屋子稱作她的“牢房”。
流放到此地後，清規戒律很多。根據命令，溫妮不僅被限制在布蘭德福特，而且夜裡被禁止外出，整個週末和公共假日也禁止外出；禁止接待來客，離家外出時，禁止同一個以上的人在一起；不許進學校或大學；不許進工廠；不許訪問幼兒園；不許在公眾集會上發表講話；不許……但是，溫妮生來就帶有叛逆的性格，她是不會輕易屈服的，她在布蘭德福特的日子就是抗爭的日子和啟迪民智的日子。看看她在這裡的所作所為吧。
我闖進了阿非裡卡人的王國，置身於白人中間，這無疑使我成了黑人運動的化身。我走進那些黑人從來沒有進過的店鋪。在警察局，我穿過那些專供白人使用的大門。在郵局，我站到只供白人使用的櫃檯前。他們拿我毫無辦法。有時候，警察局裡擠滿了農場主。我一出現，他們便自動讓路——倒不是因為對我多麼恭敬，而是因為要使我離開，就必然先放我進去。可是，站在外面看熱鬧的黑人們認為，這肯定是出於尊敬。
在超級市場裡，總有一些個子高大、說南非荷蘭語的女顧客。一見到我，她們便會跑到商店外面去待著，一直等我買完東西才回去。“班圖人”本來是不能進超級市場的，他們透過那小小的視窗購買東西。經我這麼一帶頭，黑人也到超級市場來了。此後，我時常故意在店裡逗留上一個小時左右，儘管我要買的也許只是一塊肥皂。看到那些白人婦女等在外面，我很開心。
溫妮的這種叛逆性格在與白人政權作鬥爭時表現得格外突出。例如有一次，警官富里沒有敲門就走進溫妮的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