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有那麼多的原則，我簡直不知道該從哪裡說起，”津薺有一次告訴安妮·本傑明：“但是，她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堅守自己的原則，她甚至把治療自己的心臟病的藥通通倒進馬桶裡沖掉，因為她只相信體育活動和有益於健康的飲食。她狂熱地珍惜自己的健康，從來不吃亂七八糟的東西—一她能顯得那麼年輕就是這個緣故。她和藹可親。但你知道，她一旦和警察頂撞起來，那可就糟了，脾氣大得驚人。母親使我們變得堅強起來。有一次，在法庭上，媽媽被定了罪，那好像是在1971年，我哭了起來。走出法庭後，她說：‘孩子，你永遠不要哭泣，因為你的哭聲只會使他們心滿意足。’和我母親這樣的人生活在一起，你能學會毫無畏懼地生活下去。”
1976年8月索韋託暴動中溫妮遭逮捕時，津尼和津薺都不在家。當她們從學校回家後，才知道母親被指控與學生暴動有關，已遭當局逮捕。她們趕到約翰內斯堡去探視母親，而這個監獄正是溫妮在1958年與阿爾伯蒂尼等婦女領袖第一次體驗監獄生活的地方，當時她正懷著津妮。當溫妮後來回憶起這場會面時，充滿著憤怒：
時至1976年，我仍在進行同一場戰鬥。從我第一次進入這個監獄的時候算起，政治形勢沒有一分一毫的變動。18年後，我的女兒來看望我時，我作為一個犯人站在那裡，境況比以前更糟糕，被剝奪的權利比以前更多。而過去曾經站在這裡的那個男人——女兒的父親——為了追求同一理想，現在正在服刑。這就是政府所談的“變化”。
這次以違犯“治安法”第6款而遭逮捕的還有12名婦女和索韋託的十人委員會主席莫特拉納先生。莫特拉納曾是非洲人國民大會黑爾堡支部青年聯盟的積極分子，1952年參加了蔑視運動，後來成為索韋託的社群代言人。政府企圖把煽動1976年6月學生暴動的罪名加到他和溫妮身上。而當時他們建立黑人家長協會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事情惡化，儘管他們知道“我們不能阻止我們的孩子們，也無法讓他們離開大街”。在後來的審判中，莫特拉納和溫妮不僅反駁了政府提供的證據，而且贏得了這場6000蘭特的誹謗罪官司。他們被釋放，並且因被誹謗中傷而得到賠償金。
這時，南非與周邊非洲國家的關係也開始出現危機。1975年8月，南非出兵安哥拉的行動已使它陷入軍事行動的泥潭並遭到非洲國家的一致譴責。同時，東面的莫三比克同蘇聯和古巴簽訂了帶有軍事性質的互助合作條約，而北面的羅得西亞游擊戰逐步升級。為了解決羅得西亞的危機，同時改善美國與南非的雙邊關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安德魯·揚決定於1977年5月下旬訪問南非。南非政府為順利接待安德魯·揚費盡了心機。為了減少不必要的麻煩以減少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它將一些敏感的政治犯都控制起來。按原定日程安排，安德魯·揚要訪問索韋託，以瞭解1976年6月暴動的情況。南非政府決定將溫妮·曼德拉轉移出索韋託。
1977年5月16日深夜，溫妮·曼德拉正在埋頭複習社會學課程。她當時正在上函授大學，主攻工業和政治社會學。由於白天要上班，複習和作業只能留到晚上進行，開夜車對她已習以為常。交作業是有時間規定的，她往往一直工作到凌晨2點鐘或2點半。突然，她聽到門外有嘈雜的腳步聲和人聲。自從曼德拉被捕以後，溫妮的生活從未平靜過，或是警察的例行搜查，或是便衣的日常監視，或是告密者的騷擾，或是破壞者的威脅。她對這種干擾已司空見慣。溫妮沒在意，做完第二天要交的作業，合上本子，就上床睡覺了。
大約凌晨4點鐘左右，熟睡中的溫妮被一陣猛烈的敲門聲驚醒。她仔細聽了一下，聲音更大了，敲門、打窗戶，隨後是狗叫聲，她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她從容地坐起來，理了一下自己的頭髮，走過去開啟了門。20名穿著便裝的警察在院子裡，一個個全副武裝。溫妮沒有說話，彎腰提起了那隻隨時準備被捕時用的手提箱，裡面裝滿了日常用品：衣服、牙刷、梳子和化妝用品等。警察告訴她：“你被捕了。”溫妮還沒來得及問任何問題，就被便衣警察塞進警車拉走了。可憐的津薺被一個人留下來，她像往常一樣，強忍著淚水，望著遠去的警車。
對溫妮的審訊進行了幾個小時，毫無結果。上午10點鐘，津薺被一群警察帶來，她隨身帶著家裡的鑰匙。“你就要被流放到自由邦去了。”這時，溫妮才第一次意識到：她要被流放了。警察搜查了溫妮在索韋託的家後，從床上撕下了床罩和床單，把所有的東西一古腦兒捆在一起，放在軍用卡車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