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其悲傷。她說：“在某種意義上，他教給我一種更深刻的愛。這種愛曾經是表面的和觀念上的，而現在對和我們完全站在一起的那些人來說，卻是真切而誠摯的。”
南非當局的倒行逆施不僅使一般的白人公民在覺醒，同時也使這個體制內的行刑者感到內疚心虛。曼德拉夫人曾收到一個年輕的南非白人警察的信，他曾捲入了對1976年索韋託暴動的鎮壓。他在信中很坦率地表達了自己對政治形勢的看法。他寫道：“你很難想象，像我這樣年紀的人被迫向同齡孩子開槍——只因為他們的面板是另一種顏色——意味著什麼。你可以相信，雖然我接到了‘瞄準射擊’的命令，但我總能設法讓槍口對著天空的方向。我沒有放過一槍。”他承認，他的父母不會理解他的做法，如果知道了真相，一定會把他殺死。他到布蘭德福特來拜訪了曼德拉夫人幾次，但總是提心吊膽。他走的時候還拿走了納爾遜寫的《鬥爭就是我的生命》。同時，原國家安全域性的頭目亨德里克·波爾也說了實話，他在約翰內斯堡的《星期日快報》上披露，曼德拉根本就不是一個共產黨員，根本就不應該判處終身監禁。
溫妮在流放地的生活十分單調，但她仍然想盡辦法充實自己。生活中有喜有悲，有合有離。津薺在布蘭德福特與母親住了兩年後，決定去讀書。溫妮感到更孤獨了。她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提到：“在過去的兩年裡，由於有津薺和我在一起，痛苦的壓力得到了某種緩和；可是現在她走了……我第一次感到了我的小西伯利亞生活是什麼滋味。死一般的寂寞。灰色的、火柴盒式的木頭房子淒涼地、呆呆地瞪著你，像往在裡面的居民一樣，毫無生氣。”現在，惟一的安慰就是去羅本島探視曼德拉了。孤獨使她的脾氣變壞了，同時也開始喝酒。每天，她孑然一身，等待著探視日的到來。
然而，有關她往來於布蘭德福特和羅本島之間必須遵守的規定極其複雜，審批手續也非常嚴格。出發的時間有具體規定；在離開布蘭德福特之前和回來後必須到警察所報告；起飛的機場和機號是規定的；在開普敦時必須向那裡的警察所報告；從機場到住地必須選擇最短路線；必須自己與羅本島監獄官員就探訪作出安排；探視結束後必須儘快直接返回在布蘭德福特黑人鎮的住所。每次探視之前，溫妮總是要在半個月之前提出申請，然後經布蘭德福特地方法官批准，才能匆匆忙忙地作準備。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國際上掀起了一個“釋放曼德拉”的運動，這一運動很快影響了南非的國內政治，使南非政權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第二十二章 “釋放曼德拉”
·“給我父親自由！”
·全世界的關心：歐洲市長的聯名、法國人的請願、荷蘭國會的要求、英國市長的遊行、美國議員的決議、“尼赫魯獎”、“西蒙·波利瓦爾獎”……
·與英國公主競爭
·波爾斯摩爾監獄
·新瓶裝舊酒：三院制議會
·溫妮獲准可以進行“接觸性探視”
·圖圖大主教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
·戴希教授訪問曼德拉，曼德拉提出談判三原則
80年代初辛巴威正式獨立。這樣，繼安哥拉、莫三比克在70年代中期獨立以後，南非的周邊國家已全部獨立。然而，南非白人政權仍像一隻被逼人絕境的瘋狗，在國際上公然違抗聯合國透過的解決奈米比亞問題最權威的方案435號決議，死死揪住奈米比亞不放，在國內加強各種種族立法，力圖將索韋託暴動後又一次興起的黑人解放運動鎮壓下去。
但是，世界不會按南非政權的意願而存在，人民是不可能屈從這一頭種族主義怪獸的狂吠的。流亡國外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宣佈1980年為“行動年”，並慶祝《自由憲章》發表25週年。同時，在南非國內，也掀起了一場要求釋放曼德拉的群眾運動。年初，在比勒陀利亞城郊，3名剛潛回國的民族之矛游擊戰士，在一家銀行劫持了兩名人質，要求釋放曼德拉，事件以流血告終。3月初，黑人報紙《星期日郵報》以“釋放曼德拉”為標題發出強烈呼籲。隨後，德斯蒙德·圖圖大主教發起教會的簽名運動，要求政府釋放曼德拉和所有的政治犯。
津薺·曼德拉高呼著“給我父親自由”的口號加入了這—席捲整個南非的浪潮。她在一次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的白人學生舉行的聚會上發表演說，用鐵的事實譴責了南非白人政權犯下的種族主義罪行，以一名“索韋託一代”的身份，要求政府採取釋放曼德拉的明智選擇。她在發言中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