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景緻。但後來他們為了防止我們與其他犯人接觸，就把我們裝進卡車運到工作地點。
我們開始工作，不停地幹到吃午飯。午飯時間也只有一個小時。飯是用圓桶送來的，我們自己盛，然後坐下來吃，露天，沒有桌子，就坐在地上吃，餐具則是一把句和一個鐵盤子。下午3點半或4點鐘，我們散工了。我們必須回到牢房，在半個小時內所有的犯人都要洗完澡，然後吃晚餐並洗涮餐具，在4點半或5點差一刻的時候又被鎖進牢房。這樣，看守可在5點準時下班，而下一班看守可準時接班。
從5點起，如果我們沒有獲准學習的話，可以在自己的單胖房呆到8點，然後必須上床睡覺。那些允許參加大學入學考試水平的犯人可以學習到10點。那些允許修大學課程的則可呆到11點。
就是在這種單一的監獄生活中，曼德拉始終把他的事業放在第一位。從被送進羅本島監獄的第一天起，曼德拉就率領全體政治犯為他們的權利而鬥爭。為了改善生活待遇和監獄條件，他們進行了絕食、罷工、派代表團談判和向司法部長寫信等活動。1966年7月，當曼德拉等關在隔離監禁所的重要政治犯得知總集中營的犯人已開始絕食，以反對惡劣的生活條件時，他們義無反顧地加入了絕食。雖然監獄當局不斷用美味可口的牛肉和新鮮青菜引誘政治犯，但曼德拉等人始終如一，一直堅持到總集中營派人與獄方談判通知絕食結束為止。曼德拉回憶：“這是島上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絕食。”他多次代表政治犯向監獄長寫信，但監獄長或是長期不露面，或是藉口太忙，並警告曼德拉不要代表他人說話。但在曼德拉的一再堅持下，才建立了反映意見的制度。開始規定每個人只能代表自己講話，但這種反映情況是根本不可能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的。最後，又改進為派代表交涉的制度。
1969年4月22日，曼德拉代表被關押在隔離監禁所的所有政治犯致函司法部長。在這份請願書中，曼德拉指出一些阿非裡卡人在“一戰”和“二戰”時均因叛國罪而判刑，但他們都未服滿刑期即被釋放，曼德拉與他的21名單人牢房的戰友要求享受同樣待遇；在釋放之前，他們要求真正享受政治犯的待遇，即有比較合適的伙食、衣服、床上用品；應有閱讀一切未遭禁止的書籍報刊、聽廣播和看電影的權利，應有選擇專業學習的機會。他們指出，政府將政治犯不是作為有價值的人看待，而是千方百計去懲罰他們；政府未能將監獄作為恢復政治犯名譽的場所，而是將這作為處罰的工具。一些其他犯人可享有的權利，政治犯則被剝奪。這封請願書在南非議會引起了震動。
為了解真相，南非白人反對黨——進步黨的議員蘇茲曼夫人到羅本島會見了曼德拉。海倫·蘇茲曼夫人出生於約翰內斯堡一猶太富豪家庭，畢業於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獲經濟學貿易學士學位，二戰後任教於該校。1947年開始從事政治活動，參加統一黨。1959年她與11名統一黨議員退出該黨，另組進步黨。1961年大選時，她是進步黨人選議會的惟一黨員，直到1974年，她一直是反對南非當局種族主義政策的惟一反對派議員，多次強烈抨擊議會透過的壓迫黑人的法令。由於她堅持反對種族主義的立場，在70年代，尚比亞、迦納、塞內加爾、肯亞、坦尚尼亞等國先後邀請她訪問。
曼德拉在與蘇茲曼夫人會談時，重申了自己在請願書中提出的無條件釋放的要求。他指出，歷史上那些因武裝反抗政府而被判決終身監禁的白人都先後被釋放。據此，他們這些黑人造反者也應當享受同樣待遇。蘇茲曼夫人則認為曼德拉的理由論據不足，“你們是否準備放棄暴力和武裝鬥爭？你們與那些白人的不同之處是你們的鬥爭尚在繼續進行。不錯，1915年的反叛者是被釋放了，但他們的鬥爭已被挫敗。這一點削弱了你們的論點。我不能要求釋放你們。”曼德拉的答覆明確無誤：在南非人民贏得自由以前，我和我的戰友們是不會放棄武裝鬥爭的。同時，據馬哈拉吉回憶，曼德拉在監獄期間對暴力和武裝鬥爭的考慮更加周密，認識更加完善。他認為，光口頭上談論武裝鬥爭不行，必須要有嚴密的組織系統去貫徹執行這一方針。
曼德拉以他的高昂鬥志、不屈不撓的精神和對前途的堅強信念贏得了所有難友的信任和愛戴。一名自由黨黨員埃迪·丹尼爾斯曾與曼德拉同關在羅本島。他回憶當時的情景，“我們到了監獄，政府有兩個目的：摧毀我們計程車氣和讓世界忘掉我們。他們灰溜溜地失敗了。由於有曼德拉和西蘇魯在一起，我們沒有被削弱。他們幫助你，使你堅強起來。”在丹尼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