銷而憤憤不平。艾爾頓也承認傳記更為讀者歡迎，但認為傳記不是撰寫歷史的好方法，因為“一個人生活之侷限性在解釋歷史時很少有任何意義”。強調整體歷史、綜合歷史和長時段歷史的法國年鑑學派對人物傳記的期望也不高，認為人物史乃至事件史均只能作為歷史的瞬間。據此，布魯戴爾在其成名作《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指出，1598年菲利普二世的逝世並非地中海歷史的重大事件，從而說明傳記歷史與結構歷史或地理歷史大相徑庭。
持反對意見的史學家認為傳記屬於歷史。有的更極端地認為只有史學家才能寫傳記，文學家不尊重史實，不宜於寫傳記。當然，更多的歷史學家認為傳記是人文科學中一支，歷史學家不應輕視傳記。美國著名軍事史學家幾蒂維爾認為傳記與史學無高低之分，其關係是互相依存。他自豪地宣稱：“我確實願意被稱為軍事傳記學家而不是軍事史學家。”杜維運先生在《史學方法論》中亦認為“傳記學家應是專業化了的史學家，而史學家應珍視傳記學家的成果”。
我以為，傳記似可以分為文學傳記與史學傳記兩種。文學傳記為文學家之範疇，以史蹟為大致線條，以豐富的想象構成故事，或華麗、或樸實、或情節跌宕、或語言優美。史學傳記為史學家之園地，以史實為基本依據，集翔實史料匯成文章，或解釋、或推理、或以人物示潮流、或以人物顯社會。兩種傳記既可相互攜手，亦可分道揚鑣。這樣，即可免去很多無謂的爭論了。此本小書究歸何類，讀者完全可以自作斟酌。
納爾遜·曼德拉是一位歷史巨人，為他作傳記是一種難得的榮譽。不論未來南非的政局發展如何，曼德拉的歷史功績至少有三點。其一，他堅持統一的南非這一政治主張，團結各黨派組織，求同存異，以高超的政治技巧保持了南非統一和穩定的局面，使這一多種族的國家在短時間內逐漸走上了民主法制的軌道。這是他對南非的貢獻。其二，他一貫堅持和平談判，而只把暴力鬥爭作為輔助手段。在獄內或獄外均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策略，最後終於取得勝利，成為第一位以和平的談判方式取得政權的非洲黑人領袖。這是他對非洲的貢獻。其三，曼德拉摧毀的不是一個南非的白人政權，而是世界性的種族主義制度。這一勝利並非他一個人的勝利，亦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一個政黨的勝利，而是一種正義思想的勝利。這是他對世界的貢獻。
早在1985年11月，南非另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德斯蒙德·圖圖在為瑪麗·本森的《納爾遜·曼德拉特》寫的前言中說：“納爾遜·曼德拉之所以有如此的力量，因為他是一個偉大的人——對此毫無疑問。我們的悲劇在於他不能在我們身邊幫助撲滅正在毀壞我們美麗國家的烈火。很明顯，他是一個巨人，有超人的智慧。……你和他在一起時，你毫不懷疑，他具有我們的語言所稱的‘魔力’——人格和風度。他為他的信仰付出極大，人民注意到這一點。……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更給人深刻印象的是他那無可爭辯的演說才能。他能把群眾的感情用雄辯的、恰當的語言表達出來。當你讀他的法庭陳述時，你就會為你也是一個黑人而驕傲。這個國家需要曼德拉和其他那些在獄中或流亡在外的人。國際社會如果希望南非出現和平和安定，就必須敦促釋放他們，敦促開始進行真正的對話。”德斯蒙德·圖圖的這段話至今仍有深刻的現實意義。毫無疑問，這是對納爾遜·曼德拉及其人格特徵的最恰當的概括。
本人懷著對曼德拉總統的敬仰之情，根據國內外已發表的資料寫就了這本書。需要說明的是，儘管本人參考了大量外文資料（行文中已注出），但《南非黑人領袖納爾遜·曼德拉》（楊立華編著）、瑪麗·本森《納爾遜·曼德拉傳》和安妮·本傑明《我的心與他同在——溫妮·曼德拉自述》的翻譯出版為本書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本人藉此機會向上述著作的作者和譯者表示由衷的感謝。由於本人在使用上述著作中的資料時亦參照了原文，故如出現錯誤，概由本人負責。另外，南非問題的研究在我國非洲學中位於前列，本書在很大程度上借鑑了老一輩學者的研究成果，恕不在此—一列出。
在寫作過程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所的楊立華先生、北京大學亞非研究所的陸庭恩先生和李保平先生在資料資訊及解答疑難問題上給予了大力幫助；北京大學圖書館的甘杜紅女士、北京大學亞非研究所圖書資料室的章棣、吳作梅和潘榮英女士以及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圖書資料室的王小平女士為本人查詢中外文資料提供了種種便利，在此一併致謝。學長陳嚮明博士特意從美國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