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自由、反對種族主義和反對迫害共產黨人的群眾大會，但遭到馬蘭政府的野蠻禁止。為了回答這一禁令，在5月1日這天，南非聯邦的重要礦區蘭德金礦的80％非歐洲人礦工拒絕上班。對於這次集會的組織，曼德拉是持反對態度的，這主要是由於他對共產黨的疑慮尚未消除。
實際上，在1949年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年會透過的“行動綱領”中，青年聯盟即已決定為反對種族隔離和白人統治地位必須採取新的鬥爭方式，並決定首先應組織一次全國性罷工，以一天的抗議活動來反對馬蘭政府的一系列反動政策。對5月1日的集會，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層內部意見並未統一。西蘇魯這時已認識到廣泛團結各種政治力量的重要性，並與共產黨和印度人大會進行了廣泛的接觸。當他的兩位共產黨朋友要求他參與“五·一”集會時，他決定召集一次會議以爭取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層更廣泛的支援。
曼德拉和坦博對此做法很不同意。經過很長時間的爭論，會議最後決定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應與黑人白人共產黨人和印度人一起參與罷工。對這一決定，曼德拉和其他的青年激進派大發雷霆。他一方面與罷工的組織者爭論不休，並設法衝擊會場；另一方面在青年聯盟的雜誌《北極星》上撰文，大肆攻擊共產黨。他的主要理由是：工人是非洲人，他們受壓迫首先由於他們是黑人，其次才因為他們是工人。他認為，共產主義這個“外來的植物”不可能在非洲這塊土壤生長茂盛。
馬蘭政府派了2000名警察來驅散集會群眾。約翰內斯堡近郊的索非亞鎮和亞歷山大鎮的全體工人舉行罷工時遭警察的武裝襲擊。警察在別諾尼市命令在場圍觀的群眾在3分鐘內散開。一位目擊者描繪了當時的情況：“我一生從來沒有見過比這更可怕的事情。人們慢慢向四面散開，那些沒有聽到警察命令的人仍然站在原地，互相交談著。過了不到3分鐘，更確切地說，過了3秒鐘，發出了攻擊群眾的命令。警察沖人人群，有些警察用刺刀刺人。他們殺人像殺牲畜一樣。警察用刺刀殺人，當人們逃跑時，警察就從背後開槍射擊。我可以發誓，這些人並沒有任何挑釁行為足以引起警察這樣的殘暴行為。”曼德拉和西蘇魯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趕到奧蘭多組織群眾，設法使群眾平靜下來，並安排人們疏散。這次罷工雖然從規模上而言相當成功，但由於組織不力和當局的殘暴鎮壓，結局悲慘。18名非洲人被殺，30多人受傷，其中包括3名兒童。
“五·一”節的罷工給曼德拉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後來回憶說，“那一天是我生命中的轉折點，既透過親身的體驗瞭解了警察的冷酷無情，又為非洲工人給予‘五·一’節號召的支援所深深感動。”這一事件使他真正認識到非洲工人的力量，同時亦改變了他對共產黨和印度人大會的態度。他逐漸認識到，在反對白人種族主義政權的殘酷鬥爭中，如果沒有其他力量的支援，單靠黑人的孤軍奮戰是難以成功的。
馬蘭政府對“五·一”節示威的反應是決定透過“鎮壓共產主義條例”。早在1948年，司法部長斯沃特一上任即委派了一個委員會調查共產主義在南非的影響。1949年2月，斯沃特通知議會：委員會發現共產主義已成為“國家的危險”。“五·一”節事件後，他立即提交了一個“非法組織草案”，但這一草案很快就撤回而代之以“鎮壓共產主義草案”。這一草案授予司法部長特大權力，他不僅有權宣佈任何人為“共產黨員”，宣佈任何組織為“共產黨組織”，而且有權採取各種鎮壓措施。對被宣佈為“共產黨員”的人，可予以逮捕，驅逐出境，禁止參加集會和取消議員資格。對“共產黨的”組織和報刊，可不予以法律保護，可禁止其活動，並可沒收其財產。對“共產主義”的定義又極為隨意，它包括任何旨在“透過倡導騷動和混亂，非法行為或不履行法律責任，或威脅要採取非法或懈怠行為，從而導致在聯邦內部發生任何政治、工業、社會或經濟的變動。”
面對即將於7月生效的“鎮壓共產主義條例”，南非共產黨於6月20日宣佈自行解散。顯然，這一條例針對的目標絕不僅僅是南非的2000名共產黨人，用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的話來說，它“主要針對著非洲人和其他被壓迫的人民”。為了哀悼“五·一”節示威被殺害的死難者，為了抗議“鎮壓共產主義條例”及其他反民主的法律，非洲人國民大會在5月底由全國執行委員會透過決議，決定在1950年6月26日舉行全國性抗議示威遊行。與此同時，國民大會青年聯盟、印度人大會以及共產黨派代表組成了一個協調委員會。這是非洲人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