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團去見蘇瑪博士。在會客廳，蘇瑪的妻子瑪蒂·哈爾向代表團講述了她自己的政治哲學。她是美國黑人，從事的是社會工作。儘管她每天都要與缺衣少食的黑人或流離失所的孤兒打交道，但她始終相信：南非黑人亦必須重複美國黑人的老路，只有透過幾十年的耐心等待和經濟自助之後，黑人的境遇才能得到改善。蘇瑪博士回來後，當他得知了這些青年人想組織一個青年聯盟未動員群眾時，他感到十分不安，“我們不是已經有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嗎？”代表團成員很嚴肅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奇怪政策是它根本就沒有行動的綱領，既無消極抵抗亦無其他類似的計劃。這樣下去只會失去群眾。蘇瑪博士的解釋是非洲人作為一個集團既無組織又無紀律，如果像青年聯盟計劃的那樣，只能是操之過急；非洲人國民大會缺乏關心黑人運動的人，行動只能帶來暴露和損失。然而，這些青年政治家堅持自己的看法，要求蘇瑪同意青年聯盟的成立並批准他們初擬的綱領草案。在這種情況下，蘇瑪博士自知拒絕將意味著分裂，只好在仔細審閱了他們的綱領後表示同意。
1944年的復活節那天，在埃洛夫大街的班圖人社會中心，約100多名黑人青年參加了非洲人國民大會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