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整頓國民大會的管理機構，加強組織人員的責任感和效率，將該組織轉變為前所未有的群眾組織。但是，他對白人種族主義政權採取的遷就態度和在爭取非洲人的完全權利方面的漸進主義使他的支持者逐步減少。然而，蘇瑪博士的最大失誤仍與他的前任一樣，忽略了對政府施加政治壓力——這一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主要目的。
1945年舉行的第五屆泛非大會標誌著非洲民族解放鬥爭發展的新階段。非洲人國民大會亦派出代表參加了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盛會。①會上一致透過了一系列“非洲人要求”。他們要求採用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則；要求降低所有的種族壁壘：廢除令人痛恨的“通行證法”，教育平等和機會均等，同工同酬以及購置土地的平等權利。1946年，蘇瑪博士到紐約旅行，把這些新近提出的要求遞交聯合國。
①出席這次大會的有：克瓦米·恩克魯瑪、喬莫·肯雅塔、喬治·帕德莫爾、黑斯廷斯·卡·班達和杜波依斯博士等。
面對著無數次的請願和勞而無功的要求，一批青年黑人政治家要求改變鬥爭方式。當倫貝迪剛到約翰內斯堡時，皮克斯利·塞姆博士邀他幫忙。透過接觸與交談，他對塞姆博士這一批受過西方教育的黑人領袖喪失了信心，因為他們安於現狀，坐等白人政權將平等權利恩賜給黑人。他將自己的看法告訴姆達——一個於30年代即已參加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黑人青年，姆達建議應找西蘇魯談一談，“他那兒有一批思想活躍的年輕人，我們應該一起交流看法，提出一個行動方案。”
當時，姆達的妻子與沃爾特·西蘇魯的未婚妻和曼德拉的女朋友伊弗林都在一起參加護士培訓。當他拜訪了西蘇魯在奧蘭多的家並見到曼德拉以後，曼德拉馬上提出要見倫貝迪，“他的思想太有吸引力了。”很快，這幾個人又在另一個人家裡見了面。這次還有剛到約翰內斯堡的坦博，他也是一位積極的改革派，對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老一輩領導人的鬥爭策略深為不滿。曼德拉和他的這些朋友戲稱這些領導人為“老衛兵”，確實到了該換崗的時候了。
第一次改革派的正式會議是由姆達召集的，參加會議的有倫貝迪、曼德拉、西蘇魯、坦博以及約旦·恩古班尼，一名來自納塔爾的記者和威廉·思科莫，一名參加了南非共產黨的醫學系學生。姆達首先發言，“我認為，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現領導奉行的是一種趨於滅亡的保守主義和假自由主義，它追求的是一味的姑息和妥協。”在會上，曼德拉以他那敏銳的洞察力分析了南非的形勢，強調行動的迫切性。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南非的工業發展迅速，這樣使黑人在南非工業勞動力中的比例大大增加。另一方面，由於史末資政府的各種反對非洲人的政策，城市居民正在覺醒，不滿情緒也在增長。最近發生的亞歷山大工人抵制汽車公司的鬥爭就是明證。“我覺得現在是發動和組織群眾的極好機會，我們應該有一種緊迫感。”他的意見得到與會者的一致同意。在討論如何組織群眾時，恩科莫提出應抓緊時機，大力發展有組織的工會。倫貝迪指出，任何群眾運動的成功取決於一種黑人民族感的建立。西蘇魯提醒大家應充分認識目前南非黑人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和自己對手的實力。
在這次彙集了將在南非政治舞臺上叱吒風雲的領袖人物的會議上，大家暢所欲言，交換思想，最後在三個重要問題上達成共識。第一，鬥爭的方法。他們認識到，黑人地位的改善靠議會道路是走不通的，指望由這些在國外受過教育的人透過土著代表議事會①來表達非洲人的意願只是妄想。要提高黑人地位只能靠非議會道路。第二，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現領導奉行的政策很難適應目前鬥爭的需要。他們不是發動群眾，而是害怕群眾。他們對群眾抗議的厭惡實際上與白人政權對“暴民政治”的恐懼是一個性質。第三，會議同意與會者下去與各自的熟人朋友討論一下組成一個青年運動的可能性。這個運動可以暫名“非洲人國民大會青年聯盟”。聯盟的主要任務是為“老衛兵”充當思想庫。姆達後來解釋這一策略時說：“我們不願意激怒或疏遠蘇瑪博士，因為沒有他的允許，我們就不。能對非洲人國民大會施加影響。”
①土著代表議事會成立於1936年，是赫爾佐格當政時實行的一項土著政策。它成為反映黑人“共同利益”的官方諮詢性機構。其成員包括6名白人官員和16名黑人代表（其中12人民選，4人指定），一些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亦曾任職此會。該會於1951年取消。
經過幾個月的努力，這些青年改革派起草了一份“青年聯盟宣言”，他們派出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