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在伊麗莎白港、德班、亞歷山大鎮以及其他一兩個地區發生了全面罷工；在約翰內斯堡、開普敦等地發生部分罷工。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人莫羅卡、西蘇魯、坦博和印度人大會的領袖們分赴各省去組織群眾，而曼德拉的任務則是協調這種活動。在這次籌備遊行示威的過程中，兩個最大的非歐洲人組織——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南非印度人大會有了更密切的接觸。非洲人國民大會從印度人大會的組織工作經驗和籌集款項活動中受到啟發，而印度人大會則透過與非洲人國民大會合作中受益匪淺。曼德拉在這場運動中亦徹底覺醒，他一直擔心的非洲人會受到其他種族或政治團體控制的情況並未發生；相反，各個種族進步勢力的參與使運動聲勢浩大。他認識到，非洲人自己單幹的想法不僅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在實際鬥爭中亦是不可取的。在檢討了自己的立場後，他開始主動與其他種族的各類民主組織合作。1950年底，曼德拉被選為青年聯盟全國主席。
1951年，馬蘭政府又頒佈了“班圖權利法”。這是國民黨政權關於“黑人家園”的第一個法令，是實行黑人與白人政治分離的第一步。該法改變了原有的對黑人的管理辦法，廢除了保留地原有的民選“土著人委員會”，而代之以南非當局任命的部落酋長掌權的三級權力機構——部落、區域、地方當局。此法令還取消了1936年成立的“土著代表議事會”，不承認黑人有共同利益，確定了對黑人實行按部族分而治之的方針。它還規定特派警察有權出席任何一次班圖人會議，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證種族隔離制的實施。同年，“選舉人分別代表製法”獲得透過，它確定將有色人從普通選舉人名冊上除名。隨後的“土著建築工人法案”限定非洲人只能從事非熟練勞動，而將建築業的各種熟練勞動保留給白人。
這些明顯帶有種族歧視的各項立法進一步激起了非洲人和其他非歐洲人種族的憤慨。曼德拉就任青年聯盟主席後，開始考慮貫徹“行動綱領”的下一步行動。透過深思熟慮，他認為非暴力抵抗的最佳方式是消極抵抗。誠然，消極抵抗對人民沒有號召力，還要對時時遭受暴力摧殘的人民進行非暴力的訓練，但非暴力是反抗一個肆無忌憚的殘暴政權的唯一可行的辦法。曼德拉不會忘記1946年時他的兩位印度朋友如何組織成千上萬的印度人志願隊出發去德班的情景：有些開車，有些坐車，紀律良好，秩序井然；他們駕車行駛500英里的目的就是自願進牢房。“我們也應該採取這種方式！”曼德拉向西蘇魯提議。西蘇魯表示同意，“但這種消極抵抗必須是典型的南非式並富有戰鬥精神，同時亦應歡迎各種族的人來參加這個運動。”
1951年12月，曼德拉和西蘇魯將他們擬好的關於貫徹“行動綱領”的具體計劃提交給在布隆方丹舉行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年度大會。這一計劃建議：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慶祝統治300週年時舉行群眾抗議行動。屆時應告訴政府，必須撤消特別不公正的6項種族歧視的立法，否則全國將舉行非暴力的蔑視那些法律的運動。全體與會代表對此計劃一致表示同意。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莫羅卡博士向大會致敬並呼喊口號：“我的祖國！”群眾則回答：“非洲！”頓時，群情激奮，鬥志昂揚。
正在這時，噩耗傳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締造者塞姆博士不幸逝世。他的離去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有禮貌的文質彬彬的抗議方式結束了，不願得罪白人中有自由主義思想的同情者的擔心結束了，害怕外來的政治集團或其他種族利用非洲人的恐懼亦隨之結束了。在青年聯盟的年會上，擔任主席職務的曼德拉麵對各種不同意見，運用高超的領導藝術，求同存異，表達了與會代表的共同心聲：“我不認為在關於非洲民族主義目的的思想看法上我們有什麼不同。”這個目的不是別的，就是一個“自由、獨立、統一、民主和繁榮的南非”。他的主席演說既坦誠地承認內部的分歧，又迴避了處理這些分歧的辦法：有些分歧是不可能避免的，民族主義運動本身就決定了不可能有一種一致的方法，我們的組織方式亦允許不同型別的思想和意見存在，“青年聯盟和國民大會目前的問題是與民眾保持最積極的接觸。”他關心的主要是行動的概念，即如何將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聲音帶給群眾。
曼德拉、西蘇魯、坦博，這批新一代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中斷了正在舉行的會議，趕去參加塞姆博士的追悼會。隨後，他們又匆匆忙忙趕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總部，挑燈夜戰，周密地規劃即將到來的戰鬥——1952年的蔑視運動。
第七章 蔑視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