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2年發生的英布戰爭在英裔、荷青白人中留下的裂痕就是明證。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人不願看到同樣的事在這塊土地上重演。
根據1951年12月在布隆方丹召開的非洲人國民大會代表大會的決議，國民大會主席莫洛卡和總書記西蘇魯於1952年1月21日致函馬蘭總理。這封信的主要內容是要求政府廢除最主要的6項種族歧視立法，包括一直遭非洲人痛恨的“通行證法”，1950年7月頒佈並引起嚴重後果的“鎮壓共產主義條例”，同年透過的“集團居住法”，“班圖權利法”，“限制牲畜繁殖法”和1951年選舉法。莫洛卡和西蘇魯在信中表示，“代表大會一致透過議決，要求政府最晚於1952年2月29日以前廢除上述法律；否則，非洲人國民大會將號召在1952年4月6日舉行抗議性群眾大會和示威遊行，揭開反對不公正法律運動的序幕。”他們在信中還指出：非洲人國民大會長期以來致力於透過憲法手段爭取非洲人的合法權利，遺憾的是，政府非但不理睬這些合理要求，反而變本加厲不斷鎮壓。今天，已到了“事關人民生死存亡”的地步，沉默意味著背叛。這迫使非洲人國民大會採取這樣的行動。
馬蘭沒有親自給非洲人國民大會覆函，而由其秘書代筆寫了一封覆函。首先，信中指責西蘇魯不去同土著事務部長交涉，並對他代表非洲人國民大會表示質疑。信中還強調，此6項立法不是屬於壓迫性，而是屬於防範性，因而政府無意取消這些法律。覆函最後警告說，如果非洲人國民大會按其宣告一意孤行，政府在必要時將運用一切手段來制止騷亂，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恰當處置那些發動顛覆活動的人”。
2月11日，莫洛卡和西蘇魯再一次致信馬蘭總理。他們宣稱，非洲人國民大會從未將土著事務部視為“正常渠道”；這些種族歧視的立法涉及到種族尊嚴，非洲人民不會向任何人讓步。正是因為這一點，他們才不得不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為獲取自己的基本人權而鬥爭。他們警告說，人民已別無選擇，執行委員會決心發動群眾開展反對這些罪惡立法的運動。同時，他們還反覆強調，“我們旨在和平地開展這場運動。無論何種動亂，即使發生，亦不會是我們所為。”
隨後，南非印度人大會的主席達杜和書記密斯特里和卡恰利亞代表印度人大會致函馬蘭總理，“我們受權通知閣下，南非印度人大會完全同意非洲人國民大會向政府提出的呼籲。”信中還十分明確地強調了印度人大會的立場：“我們毫不含糊並極其嚴肅地宣告：我們進行的鬥爭不是反對某個民族，我們對任何人都毫無敵意，我們只反對不公正的法律。”這樣，南非印度人大會不僅向非洲人國民大會伸出了熱情的援助之手，同時也防止了政府利用種族之間的矛盾挑撥離間的陰謀。
1952年4月6日，是第一批荷蘭人移民踏上南非這塊土地的300週年紀念日。1652年的這一天，範·裡貝克率領下的荷蘭三桅船隊徐徐駛進桌灣。艦隊司令範·裡貝克在旗艦“德羅美達里斯”號的航海日誌上寫下：“日落後不久，我們駛進了桌灣，在水深4噚①處的沙礫海床拋錨。我命令艦長大衛·柯寧克，明天拂曉，帶領6名士兵（劃手除外）乘一條單桅小帆船登陸，看看有沒有其他過往船隻留下給我們的信件，能不能蒐羅到蔬菜。至今我們已連續航行了3個多月，全體船員都已疲憊不堪了。”誰也沒有料到，一個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建立船隊補給站的使命在300年後的今天演變成了一場種族隔離和種族壓迫的悲劇。
①噚，古代荷蘭計量水深的單位，合1。85米。
這一天是南非白人的節日。但是，在全國許多城市都舉行了抗議不公正法律的群眾大會，並舉行了祈禱“解放”的宗教儀式。在約翰內斯堡的自由廣場，曼德拉、西蘇魯以及其他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袖站在主席臺上，聽莫洛卡向集會群眾發表演說。曼德拉當時已當選為蔑視運動全國志願者總指揮，與副手毛爾維·卡恰利亞一起擔負著極其重要的組織工作。在他們的身後有各種巨大的橫幅和標語：“人人都有選舉權！”“馬蘭記住希特勒是如何倒臺的！”、“消滅通行證！”整個會場群情激奮，熱情的群眾站在炎炎烈日下認真地聽了5個小時。最後，莫洛卡帶頭宣誓：“我們要把頭腦、身體和心靈裡的全部力量擰成一股，一定要使我們惡劣的生活條件不能再持續下去。”他號召廣大群眾加入蔑視法律的萬人志願者隊伍。
在整個組織過程中，曼德拉認識到讓群眾理解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計劃至關重要。只有當人們從心裡覺得非暴力抵抗是非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