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徵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15＇杜佑請求解除自己管理資財賦稅方面的職務，還推舉兵部侍郎、度支使、鹽鐵轉運副使李巽來替代自己。丁未（十四日），憲宗加封杜佑為司徒，免除了他鹽鐵轉運使的職務，任命李巽為度支使和鹽鐵轉運使。自劉晏以後，擔任財物賦稅管理職務的人們都趕不上他。李巽掌管使職一年，徵收賦稅的收入，便像劉晏時那樣多了，第二年又超過了劉晏，再過一年，又較劉晏時增加了一百八十萬緡。
＇16＇戊申，加隴右經略使、秦州刺史劉保義軍節度使。
＇16＇戊申（十五日），憲宗加封隴右經略使、秦州刺史劉為保義軍節度使。
＇17＇辛酉，以元稹為左拾遺，白居易為尉、集賢校理，蕭為右拾遺，沈傳師為校書郎。
＇17＇辛酉（二十八日），任命元稹為左拾遺，白居易為縣尉、集賢校理、蕭為右拾遺，沈傳師為校書郎。
稹上疏論諫職，以為：“昔太宗以王、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 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置於其位而屏棄疏賤之哉！”
元稹上書談論諫官的職任，他認為：“過去，太宗任命王與魏徵為諫官，無論宴飲遊觀，還是寢息就餐，沒有一時不讓他們跟隨在身邊，還命令在三品以上官員入朝計議重大政務時，一定要派遣一位諫官跟隨，以便檢驗各種議論的優劣，所以當時天下政治修明。現在的諫官，首先不能得到聖上的召見，其次不能參究當前的政治措施，只是儕身於朝班的行列之中，按時上朝拜見聖上罷了。近些年來，免除正殿奏事，停止百官輪流奏事，諫官能夠奉行的職責，只有在詔誥命令不盡合宜時，獻上一本皂封緘的奏章而已。君臣際會，即使在事情發生以前便委婉規勸，進行極為周密的謀劃，尚且難以迴轉聖上的盛意，何況詔誥命令已經頒行，對官員的任命已經發布，要想憑著諫官進呈一紙章奏收回聖上的詔書，實在也是夠困難的了。希望陛下經常在延英殿召見諫官奏對，讓他們把意見都講出來，怎麼能夠將他們安置在諫官的職位上，但又對他們棄置不顧，並且疏遠賤視呢！”
頃之，覆上疏，以為：“理亂之始，必有萌象。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諂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君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矣。如是，則上下之志通 ，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卷懷括以保其身，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矣。如是，則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喜，厚賞之。故當是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下踐阼，今以週歲，未聞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況疏遠之臣乎！此蓋群下因循之罪也。”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
不久，元稹再次上疏，他認為：“在政治修明與禍亂危亡的初期，肯定是有萌芽和跡象的。開通直言進諫的道路，拓廣接受意見的範圍，這是政治修明的萌芽。喜歡阿諛逢迎，被自己親倖的人們矇蔽，這是禍亂危亡的跡象。自古以來，在君主即位的初期，肯定會有敢於直言切諫的人士，如果人君接受這些人士的意見，從而獎賞他們，君子便願意奉行他們的理想，小人也貪圖其中的利益，不做奸邪的事情了。如果能夠做到這些，那麼上下之志相通，幽深遼遠之情暢達，即使不打算政治修明，能夠辦得到嗎！如果君主抵制直言切諫的人士，從而懲罰他們，君子便會藏身隱退，緘口不言，但求明哲保身了，小人便會曲意迎合，從而竊居君子的地位了。像這個樣子，要辦的事情就是近在十步以內，也完全有可能做出欺上罔下的勾當來，想沒有禍亂辦得到嗎！過去，太宗剛執政時，孫伏伽就一件小事進諫，大宗大喜，重重地獎賞了他。所以在當時，談論政事的人們惟恐講得不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