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了三天，於是遍送各寺。上自王公，下至士子與庶民，人人瞻仰供奉，施捨錢財，惟恐不能趕上。有人將全部家產充當佈施，也有人在胳膊與頭頂上點燃香火供養佛骨。
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舍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雲‘天子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古之諸侯行吊於國，尚先以桃祓除不祥，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視之，巫祝不先，桃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刑部侍郎韓愈上表直言極諫，他認為：“佛，是夷狄的一種法而已。由黃帝以至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都年高壽長，百姓安寧快活，那個時候，是沒有佛的。東漢明帝時期，開始有了佛法。此後，中國變亂危亡接連不斷，朝廷的命運與福氣都不甚久長。宋、齊、梁、陳、北魏以後，對佛的侍奉逐漸恭敬起來，而些朝代存在的年代尤其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他曾前後三次捨身去當寺院的家奴，最終卻遭受侯景的逼迫，在臺城餓死，不久以後國家也滅亡了。侍奉佛是為了祈求福緣，但梁武帝卻反而招致了禍殃。由此看來，佛不值得使人相信，也是清楚可見的了！百姓愚昧無知，冥頑不化，容易受到迷感，難以曉諭開導，如果看到陛下都這樣去做，都說：‘天子尚且專心一意地敬佛信佛，我們老百姓低微下賤，對待佛難道還能夠顧惜性命嗎？’佛本來就是夷狄人氏，口中不講先代帝王留傳下來的合乎禮法的言論，身上不穿先代帝王規定下來的標準的中國服裝，不懂得君臣之間的大義，不明白父子之間的恩情。假如佛本身尚在人世，接受本國的命令前來京城朝拜，陛下寬容地接待他，只不過在宣政殿見他一面，在禮賓院設上一宴，賜給他衣服一套，派人護衛他走出國境，是不會讓他迷惑眾人的。何況佛本身久已故去，剩下來的枯朽的骸骨，怎麼宜於將它請進宮殿！古代的諸侯在國內舉行弔唁，還要先使巫師用桃樹與苕帚去驅除不吉祥的鬼魂，現在陛下沒由來地拿腐朽穢濁的東西親自觀看，事先不讓巫師降神祈福，不用桃樹與苕帚除兇去垢，群臣不議論這種做法的錯誤，御史不糾舉這種做法的罪責，我實在為此感到羞恥！請求陛下將此佛骨交付給有關部門，將它丟到水裡火裡消滅掉，永遠斷絕此事的本源，切斷天下的疑問，杜絕後世的迷惑，使天下的人們知道大聖人做出的事情，超過平凡人物的千萬倍，這難道不是盛大的事情嗎！如果佛有靈性，能夠製造
禍福，一切災殃與罪責，都加在我的身上好了。“
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群為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癸巳，貶愈為潮州刺史。
憲宗得到上表，非常惱怒，拿出來給宰相們傳閱，準備以最嚴厲的刑罰處治韓愈。裴度與崔群為韓愈進言說：“韓愈雖然狂妄，但他所言發自內心的忠誠，陛下應當對他寬容，以開通言路。”癸巳（十四日），憲宗將韓愈貶為潮州刺史。
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於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眾，力排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烏俯而啄，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遊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
自從戰國時代以來，老子、莊子與儒家較量勝負，交相議論我是你非。及至東漢末年，又增加了佛家，但是喜好佛家的為數尚少。晉、宋年間以來，佛家日益繁盛，由帝王以至於士子庶民，沒有不尊崇信奉佛家的。庸俗的人們害怕得罪，羨慕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