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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這是個貪小便宜的人，對付這種人很簡單。我承認事成後送他一件呢子大衣，每套還送他五分錢的回扣作介紹費，他當然高興得很。於是我當時就帶著王曉蘭同他一道去左輪街軍需部，很快講好了這一筆生意，並簽訂了一個合同。合同認定半月交貨，到期不交貨，多一天罰一百元，如果我們十天拿不到工錢，也要他按貨款付息。我當時就打了一個主意：先把這筆生意接下來再說，即或到期交不了貨，一天罰一百元，十天罰一千，我們光工錢就是五萬元，有他罰的。
一轉身，我就把這個訊息帶回了山上，說蔣介石要增兵了，要小心。
工人們聽說又有了大批的活路，都高興得不得了。我計算了一下，要八十部縫紉機日夜不停地打，可以提前完成任務，但我們只有十五部機子，還要到外面去找紉縫機子找人。陳樹安說：“沒有關係，人、縫紉機由我負責，業德廠可惡，到他廠裡去拉。”
我當然同意，心想給奸商一點顏色看看也好。
第二天，陳樹安就去對業德廠的人說，我們打襯衣短褲每套工資三角，可是你們打軍服每套才兩角。他們工人就罷工，要求每套軍服工資增加到四角。業德廠的經理當然不同意，可是他們廠裡的縫紉機多數都是工人自帶去的，第二天就扯了六七十部縫紉機子出來到我們社裡。我們把工人配好，一部機子三個人白日黑夜地打，裁剪的、鎖眼的、縫釦子的也跟著加班。一時間，樓上樓下街沿邊都安滿了機器，又臨時租下了隔壁的一間茶鋪，機器還是放不下，只好叫有的工人拿回家去做。每天晚上，我喊來十多起賣湯元賣擔擔麵的，叫工人們儘管吃，吃了我付錢。
業德廠的工人都面面相覷：“陳老闆你這樣大方，還賺不賺錢了？”
我說：“錢還是要賺的，不過少賺點。大家這樣看得起我，我不能讓大家餓著肚子趕活路，只要到時候按質按量交貨就行。”
業德廠的工人走了這麼多，他們廠的活路做不了，只好停下來。經理來找我扯皮，要我去吃茶評理。
我說：“吃茶？吃官司也不怕，腳是長在工人身上的，他們愛到哪裡就到哪裡，你要哪個，你自己去喊，喊回去。”
業德廠的工人們，平時就恨他刻薄，見他來扯皮，就在大街上一陣地起鬨，把他哄走了。
業德廠是當時重慶縫紉行中的大廠，敗在我這個從來沒聽說過的女流手裡，哪裡輸得下這口氣，於是就邀約全城六十幾家服裝店來要挾我，要我加入同業公會，不入公會不准我營業。
我說：“入不入會是我的自由，你們看不順眼就去告我。”
那經理一咬牙，就用高價來收賣陳樹安和幾個最得力的工人，可是陳樹安知道他的德性，抱著雙手說：：“我們在你那裡受夠了氣，現在才伸起腰。我們的陳老闆好得很，我們在這裡不要錢也幹。你把洋錢堆齊腦門心，我們也不得來。”
業德的經理沒有辦法，又勾結保長來抓我店裡的工人當壯丁，我把保長臭罵了一頓轟出去。
俗話說，同行生嫉妒。城裡幾家大廠見我這人軟硬不吃，照樣搞得熱火朝天的，就陰陰陽陽地放出了不少言語。有的說：“這女人這麼有本事，二天我們開個大公司，聘她作交際部主任，給她五百元錢一個月。”還有的人說：“哪有地皮都沒踩熱就來挖牆角搶飯碗的？任她這樣八面威風地鬧下去，我們大家還吃不吃飯了？”
我要抓緊時間賺錢，沒工夫理睬這些流言，當面聽見就罵他一頓，背後說就裝著沒聽見。僅僅十天，我們就把貨打完了，軍需部派人來驗收，用卡車把貨拖走後，才說到成都去拿錢。這不明明是想敲詐嗎？當時我就對那個軍需官說：“原先交涉的是在重慶交貨交錢，你拿不拿？不拿就告你，告到最高法院。”
那個軍官陰陽怪氣地說：“看不出你這個女裁縫，還這麼歪呢。”
我氣極了，往桌子上拍了一巴掌：“你看不起裁縫是不是？裁縫不做衣服，你打光條條！早曉得做官這樣歪，我也要去做官，不但光宗耀祖，還可以隨便估吃霸賒！”
那傢伙的臉一下就紅了。工人們都圍了過來，七嘴八舌地哄著鬧著叫他交錢，說不交錢就不准他走。我指著他說：“你認定法院管不了你是不是？那我們就一道去找劉湘，找賀國光，他們總管得了你了吧？”
那傢伙還是不幹，我就跑去找他們的邵處長，揚言只要少了一分錢的工錢，不但他拿不到回扣，還要把這事的前前後後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