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影響。古今中外，這類人物都被罩上一層光環，受到崇拜。許多年以後，人們也歌頌我的這些同志，說他們是如何偉大，如何高尚。可是在他們自己心中，高尚的只是全心全意追求的那個理想。他們面對殘酷的現實，沒有悔恨，只是希望死後能讓組織上知道他們的名字。
現在，他們都還活著，他們付出了這麼多，應該和我們一起，走進那曙光之後的黎明，只是……唉，當年同志們為了救玉璧，想了多少辦法；可是現在，我就在他們身邊，卻一點辦法也沒有。
緊急營救
時間過得很快，一九四九年的五月來了。此時蔣介石宣佈“隱退”，到處散佈“和談”的陰謀已經失敗，國民黨在全國戰場上兵敗如山倒，連南京也失守了。許多曾經不可一世的人物，變得有如驚弓之鳥，紛紛暗中為自己另謀出路。重慶街頭到處都是從全國各地戰場上退下來的散兵和軍官們，把精神堡壘①一帶的賭場妓院，圍得亂哄哄的，熱鬧非凡。這時候，照明和中央的關係接上了，我們前一段時間的工作也受到了肯定。不久他和友凡都奉黨組織的命令，到香港接受新任務去了。我們“國統區”黨組織的工作，也從原來的武裝鬥爭轉到了“儲存力量，保護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重點上來，特別提到要防止敵人逃跑時大破壞。從雲陽、奉節起義中退下來的蔣仁風②同志和我們這個家庭支部一起，全力投入了策動國民黨上層人物反正的工作。
我們都有了自己的策反物件。一青歪戴帽子斜穿衣，胸口上彆著個從荒貨攤上買來的國民黨公安局市政府之類的牌牌，常常只在上衣口袋裡露出個什麼本本的一隻角，坐車坐船從來都不買票，裝得位元務還要特務；成天就在精神堡壘附近的夫子池、藝術館裡遊逛。館裡的總務主任，是我們的一個老同志吳昌文①。他的大姐，又和當時重慶市長的秘書成了乾親家。我們利用這個關係，在這個特務、兵痞們密集的地方，把館裡的炊事員、採購員、事務員都換成了我們從山上下來的人，而且都拿到了重慶街頭特務們隨時都要抽查的身份證，還為黃友凡等幾位去香港學習的同志買到了飛機票。到後來，連我們許多重要的檔案都在這裡印刷，一青和亞彬常常在這裡的一間房子裡幹到天亮。而這間房子的隔壁，就住著一個特務。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寧君和我一起，經常要到離藝術館不遠的合眾舞廳露面。這個舞廳的經理叫蔣林隱，是我嶽池老家的一個親戚，也是我們黨的外圍組織“民主實踐社”的社員。此時他也利用他當什麼大官兒的弟弟，開了這家舞廳，還當上了重慶“紅幫”的舵把子，在重慶城裡呼風喚雨的。歌舞昇平的舞廳裡，集合著各色各樣的上層人物，其中包括蔣林隱的拜把弟兄、國民黨國防部重慶行轅二處行動組長漆玉麟，而他的上司，就是那個大名鼎鼎的特務頭子徐遠舉。蔣林隱一聽我們的計劃就說：“三姐，要是能把那漆玉麟說動，你們的許多事情都好辦了，這事就包在我身上吧。”可是我和蔣仁風同志一商量，他大吃一驚，說：“老大姐呀，你們的膽子也太大了。這個漆玉麟，雙手沾滿了我們同志的鮮血，我們的好多人都是他抓進去的。現在他正伸長鼻子，到處找我們的蹤跡呢，怎麼能去自投羅網？”
我聽了，也覺得不合適。看來我這個人這麼多年來憨大膽、闖江山的經驗，在這樣複雜的環境裡用不上了。
於是我又找到我的一個堂兄陳仁堂。這個人，就是一九二六年我們華鎣山第一次起義時的民主人士、川北民軍總指揮陳徙南的兒子，後來卻跑去考上了國民黨的一個新政學校，出來之後就當上國民黨國防部財務預算處的處長。因為曾經傾向進步，又和我是堂兄妹關係，我們對彼此的身分都心照不宣。又因為他掌著國防部的財政大權，連西南特務頭子徐遠舉也要借重他幾分。我又和仁風商量，是不是能透過這個關係去做徐遠舉的工作，把我們關在渣滓洞的同志們救出來。蔣仁風一聽，還是不同意，說：“這個徐遠舉，也是個罪惡滿貫的死硬分子，他是要跟著蔣介石去陪葬的。”
可是全國眼看就要解放了，總得想個什麼辦法把關在監獄裡的同志們救出來，要不然……我不甘心地到處想辦法。終於有一天，一青給我帶了一個人來。
我一看，禁不住喜出望外。
來的這個人叫賈希一，是竹棲的好朋友，當年我還在重慶開服裝店的時候就和他認識了。後來我在萬縣的時候，他和一青都是當時萬縣城裡抗日救亡的積極分子。希一很長一段時間是由我們中央“特課”直管的特工人員，曾經打入過蔣介石的侍衛室，多次被敵人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