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國民感情生活” 167，特別是宗教方面，以期真正瞭解日本的事情。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周氏夫婦遷居麻布森元町，更加接近日本普通人的生活：“這好像是火車裡三等的乘客，都無什麼間隔，看見就打招呼，也隨便的談話。……有些市井間的瑣聞俗事，也就混了進來。”168以後周作人說，其“雜學”“大抵從西洋來的屬於知的方面，從日本來的屬於情的方面為多”169；只有透過後來這番閱讀與際遇，才得以深入到“情”的層面去理解日本文化，進而轉化為自己的文化構成，——這裡他更將“狂言”、“滑稽本”與川柳等作為對比的一方：“中國在文學與生活上都缺少滑稽分子，不是健康的徵候，或者這是偽道學所種下的病根歟。”170周作人因此對於日本文學有著特別的興趣點，晚年所譯《狂言選》、《浮世澡堂》和《浮世理髮館》等，即為這方面的重要成果。
周作人傳 第二章 一九○六（11）
周作人曾對長谷川如是閒“要了解日本，不能只譯文學，要譯也須譯明治作家之作，因他們所表現的還有日本精神，近人之作則只是個人趣味而已”的意見表示贊同171。這與周氏個人經歷密切相關，因為作為讀者，他正是日本明治文學的見證人：“我們在明治四十年前後留學東京的人，對於明治時代文學大抵特別感到一種親近與懷念。這有種種方面，但是最重要的也就只是這文壇的幾位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