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繼續下去的，是克什諾芬（Xenophon）的《進軍記》（Anabasis）。但是我並不重視那正統古文，卻有時候還進到與立教大學有關係的‘三一學院’去聽希臘文的‘福音書’講義，這乃是那時代的希臘白話文，是一般‘引車賣漿’之徒所用的語言，所以耶穌的弟子那班猶太人也都懂得，能夠用以著書。我這樣做，並不是不知道古希臘學術的重要，不想去看那些學者們的著作，實在我是抱有另外一種野心的。正如嚴幾道努力把赫胥黎弄成周秦諸子，（雖然章太炎先生說他‘載飛載鳴’的不脫時文調子，）林琴南把司各得做得像司馬遷一樣，我也想把《新約》或至少是四福音書譯成佛經似的古雅的。我在南京學堂裡時候，聽過比我高兩班的同學胡朝梁——這是他的原名，後來成為詩人，稱作胡詩廬了——的議論，強調《聖書》的文學性，說學英文的人不可不讀。這在一六一一年英王欽定的譯本是不錯的，但是我讀漢文譯的《聖書》，白話本是不必說了，便是用古文寫的，也總是覺得不夠古奧，不能與佛教相比。佛經本來讀得很不多，但那時已經讀到《楞嚴經》和《菩薩投身飼餓虎經》，覺得這中間實在很有一段距離，我的野心便是來彌補這個缺恨。”153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周作人傳 第二章 一九○六（10）
這一計劃後來被周作人放棄，因為據他說，“等得我學了幾年，回到本國來之後，復古思想慢慢的改變了，後來翻看《聖書》，覺得那官話和合譯本就已經十分好了，用不著再來改譯”154。不過掌握古希臘文，卻別具重要意義。西方文明構成周作人的思想背景之一，而他對西方文明的理解，乃是直溯其源頭古希臘，並非“只根據英美一兩國現狀而立論”155；進而更揭示“希臘文明與中國文明比較接近”，“於人生最適用，他的地位在各種文明中比較適中”156，這與能夠直接閱讀原典不無關係。他也曾利用這一能力，譯介了包括歐里庇得斯（Euripides）、阿里斯托法涅斯（Aristophanēs）157、諦阿克列多思（Theokritos）158、海羅達思（Hērōdas）159和路吉阿諾斯（Loukianos）160等古希臘作家的大量文學作品。一九〇九年春夏之間，周作人還曾與章太炎一道學習梵文，但僅聽兩課，就停止了。只是章太炎為此來信，將周作人的號“起孟”——此乃周作人仿效魯迅的號“弧孟”為自己所起——寫作“啟明”，以後被他採用為“字”161，並衍生出“豈明”等名號，算是留下一點紀念。及至晚年不得以本名發表作品，出書多署“周啟明”。
一九〇九年三月十八日，周作人娶羽太信子為妻。信子時年二十，本為“伍舍”的女傭；兩人初次見面，是在前一年的四月八日。這一婚姻無疑加強了周作人與日本之間的關係162，但未必能左右他在該關係中的某些抉擇。一九〇九年八月，魯迅回國。據他說：“因為我底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163新婚不久的弟弟、弟媳當在其列。這時適逢《域外小說集》以失敗告終，兄弟二人的合作也就告一段落。
周作人比魯迅晚兩年離開日本，對於日本的理解，就與兄長有些分別。講到他和日本的關係，這段時間實屬關鍵。魯迅走後，周作人重新學習日文。“不過所學的不再是書本上的日本文，而是在實社會上流動著的語言罷了，論理最好是來讀現代的小說和戲劇，但這範圍很大，不曉得從哪裡下手好，所以決心只挑詼諧的來看。這在文學上便是那‘狂言’和‘滑稽本’，韻文方面便是川柳這一種短詩，…… 狂言是室町時代的文學，屬於中古時期，去今大約有四百年了，川柳與滑稽本雖然是近世的江戶時代，但計算起來也已是二百年前左右的東西，落語的起源也約略在這時候，所以這些參考的資料，大半是在書裡，這就引我到雜覽裡邊去了。川柳在現在還有人做著，落語則在雜耍場裡每天演著，與講談音曲同樣的受人歡迎，現代社會的人情風俗更是它的很好資料，閒來到‘寄席’去聽落語，便是我的一種娛樂，也可以說學校的代用，因為這給予我語言風俗的幫助是很大的。” 164周氏視川柳為風俗詩，對可以稱為風俗畫的浮世繪也很喜歡，但於前者“有時或者還感到淡淡的哀愁”，於後者則強調“這裡邊常有一抹暗影”，“常引起悵然之感”165，所關注的是日本民族獨特的人生體驗與審美體驗。多年以後，他還提到自己“從日本的川柳，特別是《末摘花》四編，得到極大的影響”166。當時他開始搜求柳田國男等人的鄉土研究著作，也是“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