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學大家如福勒耳，勃洛赫，鮑耶爾，凡特威耳特諸人的書裡也可以得到，可是那從明淨的觀照裡出來的意見與論斷，卻不是別處所有，我所特別心服者就在於此。”410藹理斯不僅在思想觀念上，而且在精神境界上讓周作人深感契合，求之全世界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了。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周作人傳 第四章 一九一七（25）
這裡又要講到兩件事情。愛羅先珂末次來華期間，發生了“劇評事件”。先是愛羅先珂對北京大學學生的演劇有所批評，由魯迅譯出，一九二三年一月六日在《晨報副刊》刊出；不久魏建功發表《不敢盲從》，文中“看”字又特加引號，對於失明的愛羅先珂顯有侮辱之意。魯迅遂作《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從〉以後的幾句宣告》，襲用愛羅先珂的話回擊道：“我敢將唾沫吐在生長在舊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藝術的名而發揮其本來的舊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臉上！”411周作人也在一月十六日和十七日發表了《見了〈不敢盲從〉的感想》、《愛羅先珂君的失明》，態度不似魯迅激烈，意見則完全一致。“事情是這樣下去了，但是第二年的正月裡，他往上海旅行的時候，不知什麼報上說他因為劇評事件，被北大學生攆走了。到了四月他提前回國去了，什麼原因別人沒有知道，總之是他覺得中國與他無緣吧，那麼在某種意義上，說是被攆走了，也未始不可。”412四月十七日，即愛氏離京次日，周作人作《再送愛羅先珂君》，多有感慨：“他的去留，在現在的青年或者已經沒有什麼意義。”413嗣後又以《出京後的愛羅先珂》為題發表友人來信，顯見未能忘懷。然而去者自此再無訊息。——直到一九###年，周作人才由日文雜誌得知，愛羅先珂“於五二年十二月在故鄉死去，現在俄文全集已出雲”414。
有阮真者，撰文聲言決意與妻子離婚，並自稱是此一關係中的犧牲，引發一些議論。周作人三月二十九日在《晨報副刊》發表《關於誰是犧牲的問題》，四月二十五日發表《離婚與結婚》，而阮真也寫了《答周作人先生》。周作人回答說：“我並不非難（而且可以說是贊成）他們的離婚，但也決不能讚許他憑倚舊道德的那種態度。”415在“綠洲”的一篇《〈結婚的愛〉》416中，又說：“我很怕那些大言破壞一切而自己不知負責，加害與人的，所謂自由戀愛家的男子。”此文系介紹斯妥布思（Marie Stopes）417的同名著作，所述斯氏“兩性關係應該是女子本位”的主張，最能代表周作人自己有關這一問題的是非標準，尤其體現在以後他對兩個兄弟婚姻問題的態度上。《晨報副刊》繼而又有因張競生《愛情的定則與陳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而引起的“愛情定則討論”，參與者中，“大多數的道學派之根本思想是以女子為物，不是玩具便是偶像，決不當她是一個有個性的人”。是以周作人說：“我們看了非宗教大同盟，知道青年思想之褊隘，聽了戀愛定則的討論，更覺到他們的卑劣了。”418
周作人所作《“重來”》419一文，可以視為有關“生長在舊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的名而發揮其本來的舊的不道德的少年”的深刻思考：“易卜生做有一本戲劇，說遺傳的可怕，名叫《重來》（Gengangere），意思就是殭屍，因為祖先的壞思想壞行為在子孫身上再現出來，好像是殭屍的出現。……若譬喻的說來，我們可以說凡有偶像破壞的精神者都不是‘重來’。老人當然是‘原來’了，他們的殭屍似的行動雖然也是駭人，總可算是當然的，不必再少見多怪的去說他們，所可怕的便是那青年的‘重來’，如阿思華特一樣，那麼這就成了世界的悲劇了。我不曾說中國青年多如阿思華特那樣的喝酒弄女人以至發瘋，這自然是不會有的，但我知道有許多青年‘代表舊禮教說話’，實在是一樣的可悲的事情。所差者：阿思華特知道他自己的不幸，預備病發時吞下嗎啡，而我們的正自忻幸其得為一個‘重來’。”這與前一年發表的《思想界的傾向》一樣，在周作人的思想程序中都是不容忽略的環節；而從某種意義上講，二者所說可能是一回事。周作人有如魯迅，對於青年一向未必寄予希望，但也從未像現在這樣失望。而他在對現實做出判斷的同時，也在調整自己的方向；此後他所反抗的物件，相對來說就以“青年的‘重來’”為主了。而當他說：“人間最大的詛咒是肖子順孫四個字。現在的中國正被壓在這個詛咒之下。”不僅重申了《祖先崇拜》的立場，而且深化了相關認識：“廢去祖先崇拜，改為自己崇拜——子孫崇拜”，應該也只能從本質上去理解，“重來”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