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一書，周作人重視的是自己今昔的變化；現在受到攻訐，他卻強調不變的一面。他之所以重新標舉“弱小民族文學”，乃是自覺比“革命文學家”更能理解中國的現實——這也可以形容為“奴隸能瞭解奴隸的心情”。一九二八年八月所譯獨幕劇《嬰兒殺害》亦可看作這類作品，雖然作者山本有三並不屬於“弱小民族”。革命文學甚囂塵上之際，周作人藉此表明自己的態度：“本篇宣告系‘社會劇’，究竟他的文藝的價值如何，社會的意義如何，在我外行是說不上來。但我相信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總是應該‘打倒’的，而文學卻也非是宣傳，——他不是別種東西的手段，他自己就是目的；反資本主義的思想沁到人心裡去燃燒起來再發出為言語文字，這樣可以成為好的文學，是動人的藝術而非符咒或號令。”545他既已根本否定“無產階級”及“無產階級思想”的存在，也就將自恃萌生於此的革命文學看作無稽之談——無非是與“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同一性質的“別種東西的手段”罷了：“中國民族實是統一的，生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