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孫所做的那一部書。我不是這一教派那一學派的門徒，沒有一家之言可守，平常隨意談談，對於百般人事偶或加以褒貶，只是憑著個人所有的一點淺近的常識，這也是從自然及人文科學的普通知識中得來，並不是怎麼靜坐冥想而悟得的。有些懷舊的青年曾評我的意見為過激，我卻自己慚愧，覺得有時很有點像‘鄉愿’，譬如我是不相信有神與靈魂的，但是宗教的要求我也稍能理解，各宗的儀式經典我都頗感興趣，對於有些無理的攻擊有時還要加以反對；又如各派社會改革的志士仁人，我都很表示尊敬，然而我自己是不信仰群眾的，與共產黨無政府黨不能做同道。我知道人類之不齊，思想之不能與不可統一，這是我所以主張寬容的理由。還有一層，我不喜歡舊劇，大面的沙聲，旦腳的尖音，小丑的白鼻子，武生的亂滾，這些怪相我都不喜，此外凡過火的事物我都不以為好，而不寬容也就算作其中之一。我恐怕我的頭腦不是現代的，不知是儒家氣呢還是古典氣太重了一點，壓根兒與現代的濃郁的空氣有點不合，老實說我多看琵亞詩侶的畫也生厭倦，誠恐難免有落伍之慮，但是這也沒有什麼關係，大約像我這樣的本來也只有十八世紀人才略有相像，只是沒有那樣樂觀，因為究竟生在達爾文茀來則之後，哲人的思想從空中落到地上，變為凡人了。”540自此周作人完全自成面貌，與他的同時代人——包括先前並肩作戰的魯迅和近來頗顯生分的胡適在內——判然有別。在他乃是性格、愛好、思想、學問所致，亦是當下時勢使然：“我知道了人是要被鬼吃的，這比自以為能夠降魔，笑迷迷地坐著畫符而突然被吃了去的人要高明一點了，然而我還缺少相當的曠達，致時有‘來了’的豫感，驚擾人家的好夢。近六年來差不多天天怕反動運動之到來，而今也終於到來了，殊有康聖人的‘不幸而吾言中’之感。這反動是什麼呢？不一定是守舊復古，凡統一思想的棒喝主義即是。北方的‘討赤’不必說了，即南方的‘清黨’也是我所怕的那種反動之一，因為它所問的並不都是行為罪而是思想罪，——以思想殺人，這是我所覺得最可恐怖的。中國如想好起來，必須立刻停止這個殺人勾當，使政治經濟宗教藝術上的各新派均得自由地思想與言論才好。……棒喝主義現在正瀰漫中國，我###年前便怕的是這個，至今一直沒有變，只是希望反動會匿跡，理性會得勢的心思，現在卻變了，減了，——這大約也是一種進步罷。”
周作人傳 第五章 一九二三（20）
對於周作人來說，不僅僅是“心思”有所變化，他繼而宣佈：“從今年起（或者不如從龍兒年起更為合式），擬改為隱逸，食粟而已，不問國旗，恐怕不能寫什麼文章，……”541不過一時未能實行，《語絲》仍不斷刊出他的憤世嫉俗之作。一九二八年二月，他在《北新》半月刊開闢“夜讀抄”專欄，但僅登載兩次即告中止。介紹舊譯《黃薔薇》時，他說：“不知道在幾年前，中國曾經有人很攻擊過革命文學，對於閱讀介紹弱小民族文學這一件事也大加非難。到了現在，大家都大談其革命文學了。我雖然對於革命文學仍然不很熱心，但覺得閱讀弱小民族的文學還是很有意思，很有意義。英法德義，但莎哥囂，本來值得也應該有人去弄，但弱小民族也有他們的靈魂，表現在文學上面，我們當一樣的尊重，而且在此刻的地位中國人更應對於他們感到親近，古詩人說：‘賊能知道賊的足跡’，現在可以改說奴隸能瞭解奴隸的心情。”542——當時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之間發生關於革命文學的論戰，周作人亦被牽連在內，因為語絲派仍被視為一個整體。如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543有云：“以《語絲》為中心的周作人一派的玩意：他們的標語是‘趣味’；我從前說過他們所矜持的是‘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他們是代表著有閒的資產階級，或者睡在鼓裡面的小資產階級。他們超越在時代之上；他們已經這樣過活了多年，如果北京的烏煙瘴氣不用十萬兩無煙火藥炸開的時候，他們也許永遠這樣過活的罷。”何大白《文壇的五月》544則說：“魯迅和語絲派諸君所代表的傾向，分析下來，我們可以大膽地說，不過是以下幾種的混合，就是：很多的趣味，相當的不平，些須的人道精神。他們有的一面抄著小說舊聞，一面可以把日本首鼠兩端滑頭政客鶴見祐輔的新自由主義介紹過來；有的在帝國主義武裝保護的北京城中，翻譯著古代希臘的戀歌，日本武家專政時代的俳句，一面卻高撐著由武者小路的新村借來的人道主義的旗幟。只這兩個代表的先生（不是老生！）已經夠叫我們看出他們的矛盾和無聊賴了。”此前編訂《藝術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