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elais）師父一樣的，我只主張到需要被烤了為止。我對於這個地球並沒有了不得的情愫。我覺得為了這班到底不大會聰明起來的仁兄們而被烤是不很值得的事。”466“教訓之無用”本有兩層意思，一是“無效”，即無人理會；一是“無用”，即無所建樹，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此一前提下，周作人將其個人主義立場發揮到了極致。作為思想者他要求絕對自由，無論申說與否；作為人則還以活著要緊。而正因為作為思想者而活著，活著也就不僅僅是活著。以後他在關鍵時刻所做抉擇，與此或許不無關係。
這一時期，相對於“不問世事而縮入塔裡”，周作人更多選擇的是“出在街頭說道工作”——既未“被火烤了”，也就不必“為止”。一九二四年與一九二五年交替之際，他宣佈：“我的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義上來了。”這是現實刺激，也是自我反思的結果：“五四時代我正夢想著世界主義，講過許多迂遠的話，去年春間收小範圍，修改為亞洲主義，及清室廢號遷宮以後，遺老遺小以及日英帝國的浪人興風作浪，詭計陰謀至今未已，我於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覺得民國根基還未穩固，現在須得實事求是，從民族主義做起才好。我不相信因為是國家所以當愛，如那些宗教的愛國家所提倡，但為個人的生存起見主張民族主義卻是正當，而且與更‘高尚’的別的主義也不相沖突。”467周作人“以經過二十年拖辮子的痛苦的生活，受過革命及復辟的恐怖的經驗的個人的眼光來看”468，上述“遺老遺小以及日英帝國的浪人興風作浪”甚可警惕，是以不遺餘力加以抨擊。尤其針對日本人在北京所辦中文報紙《順天時報》，先後寫了《清朝的玉璽》、《日本與中國》、《日本浪人與〈順天時報〉》、《日本人的好意》等十幾篇文章。
周作人傳 第五章 一九二三（8）
周作人晚年回顧說：“日本是一個名稱君主立憲，而實際是由軍閥專政的國家，民國以來北洋政府雖然還很反動，可是民間有些活動顯得有民主的色彩，這與日本人的觀點是不大合得來的，其時便在報上大發議論，處處為反動勢力張目，其影響實在是很大而且很有害的，五四以後這種現象就特別顯著，可是人們都不當它是一回事，以是外國人所辦的新聞造謠是常有的，算不得什麼，不值得費筆墨來同它鬥爭，這種理由有一半是不錯的，但是一半也在讀者，要能夠知道它是在造謠才好，可是在中國這怎麼能行呢？至少也是在北京‘輦轂之下’，數百年來習慣於專制之淫威，對於任何奇怪的反動言論，都可以接受，所以有些北京商會主張，簡直是與《順天時報》同一個鼻孔出氣的，這個關係似乎很是重大。”469這被他稱作“由我匹馬單槍去和這形似妖魔巨人的風磨作戰”，前後持續三年之久，涉及北伐、清黨等一系列事件。“我對於外國的某一類文化還是很有趣味很想研究的，但我覺得這兩不相妨：賞鑑研究某一國的某種文化同時反對其荒謬的言論與行為。”470 可以代表周作人的基本立場。事實上，他常常是以“日本通”的身份去戳穿日本的假“中國通”所造的謠言。
周作人批駁《順天時報》等，看似強調“中外之分”，其實卻是“新舊之分”。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他駁斥外國人的謬論，同時也拒絕本國人的類似謬論。他之所謂“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只是關注點稍有差別，根本則是一致的。周作人仍然一如既往地以文明反抗野蠻，以自由抵制專制，以理性驅散迷狂。他在一篇介紹俄國亞力舍托爾斯泰——也就是十幾年前譯就而未能出版的《勁草》的作者——的文章中說：“我們相信立在文化最高處的精神上之貴族主義者其主張不外對於一切壓制專斷的憎惡與反抗。”實乃他的自況；從這一立場出發，他說：“我覺得中國人的大病在於喜歡服從與壓制，最缺乏的是對於一切專制之憎惡。”471就此所發的議論，未必不能納入“我的思想今年又回到民族主義上來了”的範疇。這在致穆木天的《論國民文學的信》472中講得非常明確：“無論是幸不幸，我們既生為中國人，便不自主地分有漢族的短長及其運命。我們第一要自承是亞洲人（‘Asiatics’！）中之漢人，拼命地攻上前去，取得在人類中漢族所應享的幸福，成就所能做的工作，——倘若我們不自菲薄，不自認為公共的奴才。”然而“拼命地攻上前去”，用意卻在於此：“提倡國民文學同時必須提倡個人主義。我見有些鼓吹國家主義的人對於個人主義竭力反對，不但國家主義失其根據，而且使得他們的主張有點宗教的氣味，容易變成狂信。”當初宣傳新村，同樣提倡的是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