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周作人校對，於一九一五年六月印成。魯迅寫的序文署“會稽周作人記”，——周作人說：“查書的時候我也曾幫過一點忙，不過這原是豫才的發意，其一切編排考訂，寫小引敘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謄清大約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寫，到了付刊時卻不願出名，說寫你的名字吧，這樣便照辦了，……這一件小事我以為很有點意義，這就是證明他做事全不為名譽，只是由於自己的愛好。”237
大哥所置身的北京，大約仍不時在周作人的嚮往之中。及至“洪憲帝制既然明令取消，袁世凱本人也已不久去世，北京人心安定了下來，於是我轉業的問題乃重新提起來了。這回的事卻不知道是誰的主動，大約不是朱逷先總是許季茀吧，那時是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教育總長是範源廉，請蔡孑民來做北京大學校長，據說要大加改革，新加功課有希臘文學史和古英文，可以叫我擔任”238。蔡氏原籍山陰，周氏則屬會稽，同在一城，兩家又向有世誼。一九〇六年春，蔡元培任紹興學務公所總理，有意約周作人幫忙。一九一六年底他回紹興，周作人往聽講演，雖然“人多聲哤，殊不能聞”239，仍寫了篇《聽蔡先生演說記》。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採取“古今中外，相容幷包”政策。二月十五日魯迅給他寫信，十八日接到回信，所商談的大約即為邀請周作人前來任教之事。——對蔡氏來說，這應該算是“今”與“外”的一項內容了。
一九一七年三月四日周作人得魯迅信，“這北行的事就算決定了”；五日他與第五中學校長“說北行事”；十一日收到魯迅寄來的旅費；十八日縣教育會另選會長；二十五日中學同事為他餞行，照相留念；二十七日“晚乘舟啟行往北京”。在魯迅的幫助下，周作人又一次離家遠行；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對大哥的再次追隨——雖然在他的一生中，這是最末一次了。後來周作人回顧說：“我這次北行，彷彿是一個大轉折。”240
周作人傳 第四章 一九一七（1）
一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周作人抵達北京，“下午八時下車，徑自僱洋車到了紹興縣館裡來了”241。他給大哥帶來途經上海時買的幾種書，二人“翻書談說至夜分方睡”242，——大概彼此都有一破寂寥之感罷。自此周氏兄弟就合住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衚衕紹興會館的補樹書屋，“南頭的一間是我的住房兼作客室”243。直到兩年半後，遷往他們所購的八道灣住宅。
周作人雖然應蔡元培之邀而來，及至四月五日二人見面，卻是“功課殊無著”244：“當初他叫我擔任希臘羅馬及歐洲文學史，古英文，但見面之後說只有美學需人，別的功課中途不能開設，此外教點預科的國文吧。”245——周作人未來之前，蔡元培即透過魯迅“屬告起孟，並攜言語學美學書籍”246，而周氏也已有“此二學均非所能，略無心得，實不足以教人，若勉強敷說，反有辱殷殷之意。慮到後面陳，多稽時日，故急函謝，切望轉達，以便別行物色”的答覆。不過他還是來了。大約蔡元培只是有心請他來校任教，教什麼並無確切安排；周作人則以為事情已經落實。“這使我聽了大為喪氣，並不是因為教不到本科的功課，實在覺得國文非我能力所及，但說的人非常誠懇，也不好一口拒絕，只能含混的回答考慮後再說。這本是用不著什麼考慮，所以回來的路上就想定再在北京玩幾天，還是回紹興去。十日下午又往北大訪蔡校長，辭教國文的事，順便告知不久南歸，在校看見陳獨秀沈尹默，都是初次相見，竭力留我擔任國文，我卻都辭謝了。到了第二天，又接到蔡校長的信，叫我暫在北大附設的國史編纂處充任編纂之職，月薪一百二十元。”247——“這樣我算進了北京大學了”248。蔡元培終於將周作人挽留下來，後者的人生“大轉折”遂得以實現。陳獨秀時任文科學長，沈尹默則在此任教，他們都成為周作人的世界裡的重要角色。四月十六日，周作人開始在編纂處上班。共有兩位編纂員：周作人負責英文；沈兼士負責日文，但當時在西山養病。——沈氏亦為章門弟子，以後對周作人的命運多少也有影響。
自此之後，即如周作人所說：“我便每天都往北京大學上班，地點是圖書館的單獨一室，這圖書館是有名的四公主的梳妝樓，廣闊的幾間樓房，塗飾得非常華麗，我的辦公室乃是孤獨對立的小房，樣子似乎寺廟的鐘鼓樓，不知道是什麼用的，原來也很不錯，如今被舊雜誌堆放得沒有隙地，實在有點兒氣悶。但是我在那裡卻也過了些有趣的時光，在那舊雜誌上面找到幾篇論文，後來由我翻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