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周作人首先忙的是另一件事。一九一七年九月四日，他受聘為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處編纂員——此項兼職至一九一九年三月才辭去。月薪教授初級為二百四十元，以後可以加到二百八十元為止。十月一日，首次上課。周氏不以口才見長263，然而所講內容堪稱新穎。“其時我才從地方中學出來，一下子就進到最高學府，不知道如何是好，也只好照著中學的規矩，敷衍做去。點名劃到，還是中學的那一套，但是教課，中學是有教科書的，現在卻要用講義，這須得自己來編，那便是很繁重的工作了。課程上規定，我所擔任歐洲文學史是三單位，希臘羅馬文學史三單位，計一星期只要上六小時的課，可是事先卻須得預備六小時用的講義，這大約需要寫稿紙至少二十張，再加上看參考書的時間，實在是夠忙的了。於是在白天裡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魯迅修正字句之後，第二天再來謄正並起草，如是繼續下去，在六天裡總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學校裡油印備用。”264“希臘文學史”起手於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近代歐洲文學史”起手於九月二十四日，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又開始寫“羅馬文學史”。六月課程結束，重加編理，成《歐洲文學史》一書。其中近代歐洲一卷，僅包括“中古與文藝復興”與“十七十八世紀”兩部分。十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列為“北京大學叢書之三”。這是周作人來北京後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世界文學史迄無移譯，該書自有草創之功；作者藉此所展現的廣闊的文化視野和系統的文學史觀，在同輩人——包括北京大學的同事在內——中顯得特別突出。雖然以後他的自我評價不高：“這是一種雜湊而成的書，材料全由英文字各國文學史，文人傳記，作品批評，雜和做成，完全不成東西，不過在那時候也湊合著用了。”然而難能可貴之處，恰恰在於沒有現成“母本”，居然編出一部條理清晰，內容豐富的文學史著作。至一九一九年三月，周作人仍在續編講義。以後他擬增補《歐洲文學史》，但未果：“後來商務印書館要出一套大學的教本，想把這本文學史充數，我也把編好了的十九世紀文學史整理好，預備加進去，可是拿到他們專家審訂的意見來一看，我就只好敬謝不敏了。因為他說書中年月有誤，那可能是由於我所根據的和他的權威不合，但是主張著作名稱悉應改用英文，這種英語正統的看法在那些紳士學者的社會雖是當然，但與原書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紳士叢書裡只得少陪了。”增補部分已經遺失，其底本“近代歐洲文學史”講義則儲存至今，分“緒論”、“古代”、“古典主義時代”、“傳奇主義時代”和“寫實主義時代”五章，其中十九世紀部分佔三分之二，正可彌補《歐洲文學史》不全之憾265。
周作人傳 第四章 一九一七（4）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北京大學設立文科研究所，周作人參加了“改良文字問題”和“小說”兩組。小說組成員還有胡適與劉半農。二位來北京大學任教比周作人稍晚，也都成為他的世界裡的重要角色。劉半農曾談到當時對周作人的印象：“豈明則蓄濃髯，戴大絨帽，披馬伕式大衣，儼然一俄國英雄也。”266次年四月十九日，周作人在小說組做了《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的報告。一九一八年二月，《北京大學日刊》開始徵集歌謠，劉半農、沈尹默、周作人負責編輯，錢玄同、沈兼士考訂方言。此舉雖非周作人所發起，他卻堪稱這方面的前驅。參與上述活動，使得周作人很快成為一個以革新中國文化為宗旨的群體中的重要角色。正如蔡元培所說：“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命的端緒；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適之，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267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學參加進德會，為乙種成員。——進德會發起於民國元年，此時為蔡元培所大力提倡，“以挽奔競及遊蕩的舊習”268。其基本戒為不賭，不嫖，不娶妾；選認戒為不做官吏，不做議員，不飲酒，不食肉，不吸菸。乙種成員即遵守基本戒，再加上不做官吏，不做議員兩條選認戒者。“不嫖，不娶妾”，自符合周作人一向的婦女觀；此後他涉及相關問題，尤其是對待兩個兄弟的婚姻的態度，與此也有很大關係。
一九一八年舊曆除夕，劉半農造訪紹興會館。在所寫的一首詩中，透露周氏兄弟“欲招繆撒，欲造‘蒲鞭’”269，即有意在文學及批評方面一展身手。“說今年已盡，這等事，待來年。”繼《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說》、《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