矣。”乃系針對朝廷當時所搞的假立憲而發，旨在申明“我相信中國的村自治必定是一個羊頭村無疑”183。此種不為表象所蔽而直達本質的眼光，嗣後論及時事，常常有所體現。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八日《紹興公報》揭載的《文明之基礎》一文則雲：“第以中國方將新造文明，以圖自強，使民德不昌，短於智慧，則物質之事且難達其高深，超形之學更不足論，於文明何有乎？故革除舊習，施以教養，使高上其趣味，以漸進於靈智，是跡似微末，實為文明之基礎也。”可聞當初與魯迅同為《河南》撰稿的遺響。周氏發表了兩篇《古希臘之小說》184，分別講朗戈思的作品和路吉阿諾斯的《信史》（Alêth？n Diêgêmat？n）185，是他有關古希臘文學最早的介紹文章。這一年裡，他還曾“為《紹興公報》作《安兌爾然傳》、《希臘擬曲》、Ephtaliotis著《老什諾思》”186。
一九一一年初，周作人即將結束立教大學的古希臘文學業，打算再學一門外語，但未獲實現——魯迅同年三月七日在給許壽裳的信中說：“起孟來書，謂尚欲略習法文，僕擬即速之返，緣法文不能變米肉也，……”此時家中境況，實已無力支援周作人繼續留學。五月魯迅東渡，促其返國。大約在七月底前，周作人攜婦回到紹興家中187。正如他在前述小引中所預言的，故國“果然是那一種情形”，“處於異族與專制兩重的壓迫下，更其覺得難受”188。不久周作人寫詩一首，抒發對於將近六年的旅日生活的懷念之情：“遠遊不思歸，久客戀異鄉。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蒼黃。舊夢不可道，但令心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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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傳 第三章 一九一一（1）
周作人回國不久，辛亥革命爆發，紹興亦宣告獨立。後來他回顧說：“在當時革命的前夜，雖是並沒有疾風暴雨的前兆，但陰暗的景象總是很普遍，大家知道風暴將到，卻不料會到得這樣的早罷了。”189不過他自己並未投身此中：“辛亥秋天我回到紹興，一直躲在家裡，雖是遇著革命這樣大事件，也沒有出去看過。”190雖然那時“所做的事大約只是每日抄書，便是幫同魯迅翻看古書類書，抄錄《古小說鉤沉》和《會稽郡故書雜集》的材料，還有整本的如劉義慶的《幽明錄》之類”191，但卻未始不關心，不思考。兩個多月後，問世不久的《越鐸日報》接連刊出他的五篇文章，對於這場革命自有深刻理解。這是周作人一生所經歷的第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他也第一次表現出一個思想者的姿態。
周作人在《望越篇》192中考察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指出要害在於“種業”：“蓋聞之，一國文明之消長，以種業為因依，……種業者，本於國人彝德，駙以習俗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歲月，積漸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數百歲。逮其寧一，則思感鹹通，立為公意，雖有聖者，莫贊一辭。故造成種業，不在上智，而在中人；不在生人，而在死者。二者以其為數之多，與為時之永，立其權威，後世子孫，承其血胤者，亦並襲其感情，發念致能，莫克自外，唯有坐紹其業，而收其果，為善為惡，無所撰別，遺傳之可畏，有如是也。”他就此確定了自己的方向，始終針對中國的“種業”亦即遺傳因襲的國民性加以批判；而在當時，則對辛亥革命不無期待：“今者千載一時，會更始之際，予不知華土之民，其能洗心滌慮，以趣新生乎？抑仍將伈伈偅�＇，以求祿位乎？於此於彼，孰為決之？”——此種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要求，實為後來倡導“思想革命”之前奏，可以追溯到兩年前的《〈炭畫〉小引》，以及更早與魯迅一起為《河南》雜誌所寫文章。
不過周作人也明白，他的期待多半落空：“今瞻禹域，乃亦惟種業因陳為之蔽耳，雖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為此懼。”——以後他說：“辛亥革命的前景不見得佳妙，其實這並不是後來才看出來，在一起頭時實在就已有的了。”又說：“這篇文章，寫的意思不很徹透，色採也很是暗淡，大有定命論一派的傾向，雖然不是漆黑一團的人生觀，總之是對於前途不大樂觀，那是很明瞭的了。”193在因革命元勳陶成章被暗殺而作的《望華國篇》194中，這一點就更為明顯：“中國之事，一治一亂，治者其服刑之日，而亂者其得志之秋，故觀近古史書，歷歷皆罪惡之跡，亦歷歷皆恥辱之痕也。罪辱如斯，而悲哀則安在，悔改者又誰歟？頑迷之民，不知自覺，坐令覆轍屢踐，長其罪惡而重其恥辱，可哀也夫。”周氏以史為鑑的眼光，或如其自己所云“暗黑的新宿命觀”195，實即肇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