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面”。這顯然承繼了《域外小說集》的“迻譯亦期弗失文情”，只不過譯文由文言改為白話罷了。而現在強調此點，除求“信”外，也旨在幫助確立屬於白話文的“達”和“雅”——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批譯作乃是“文學革命”的重要成果，對於白話文的寫作具有示範意義，所以胡適稱之為“國語的歐化的一個起點”291；後一方面，它又是“思想革命”的具體體現，卷末附有《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新文學的要求》等三篇文章，使得此點更其凸顯。《點滴》中俄羅斯、波蘭、新希臘、匈牙利等國的作品佔三分之二以上，正與從前《域外小說集》介紹“弱小民族文學”的宗旨一脈相承。周作人說：“但這些並非同派的小說中間，卻仍有一種共通的精神，——這便是人道主義的思想。無論樂觀，或是悲觀，他們對於人生，總取一種真摯的態度，希求完全的解決，如托爾斯泰的博愛與無抵抗，固然是人道主義；如梭羅古勃的死之讚美，也不能不說他是人道主義。他們只承認單位是我，總數是人類；人類的問題的總解決，也便包涵我在內，我的問題的解決，也便是那個大解決的初步了。這大同小異的人道主義的思想，實在是現代文學的特色。因為一個固定的模型底下的統一，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堪的；所以這多面多樣的人道主義的文學，正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學。”與其說周作人透過翻譯宣示一種意見，不如說介紹一批型別；他心目中的“人的文學”並不褊狹、淺薄，而是豐富的，深刻的。“我的意思，是既願供讀者的隨便閱覽，又願積少成多，略作研究外國現代文學的資料，所以譯了人生觀絕不相同的梭羅古勃與庫普林，又譯了對於女子解放問題與伊孛然不同的斯忒林培克。”292周作人的翻譯，另一目的在於介紹小說體式，以資中國作家借鑑。譬如《晚間的來客》293附記所云：“我譯這篇，除卻介紹庫普林的思想之外，就因為要表示在現代文學裡，有這一種形式的短篇小說。小說不僅是敘事寫景，還可以抒情；因為文學的特質是在感情的傳染，便是那純自然派所描寫，如淑拉（Zola）說，也仍然是‘透過了作者的性情的自然’，所以這抒情詩的小說，雖然形式有些特別，卻具有文學的特質，也就是真實的小說。內容上必要有悲歡離合，結構上必要有葛藤，極點，收場，才得謂之小說：這種意見，正如十八世紀的戲曲的三一律，已經是過去的東西了。”
周作人傳 第四章 一九一七（8）
胡適在總結中國新文###動時說：“我們的中心理論只有兩個：一個是我們要建立一種‘活的文學’，一個是我們要建立一種‘人的文學’。前一個理論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後一種是文學內容的革新。”294後一方面，即因為《人的文學》而得以完成。“周先生把我們那個時代所要提倡的種種文學內容，都包括在一箇中心觀念裡，這個觀念他叫做‘人的文學’。他要用這一個觀念來排斥中國一切‘非人的文學’，來提倡‘人的文學’。”胡適因此說：“這是當時關於改革文學內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然而多年以後，周作人自己卻有所反思：“在這個時期，我憑了那時浪漫的文藝思想，在做文學活動，這所謂的浪漫思想第一表現在我給《每週評論》所寫而後來發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人的文學》裡邊。”295其實前述三個層面的想法本身並不錯，“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尤其是對人道主義的本質性的把握；所謂“浪漫思想”，乃是將“人”、“社會”與“文學”之間視同因果關係，即認為關於人的理想一定能在社會意義上得以實現，而“人的文學”真的對於此種實現有所促進。也就是說，是以“定能如此”取代了“應該如此”。周作人的人道主義思想，當時還屬於啟蒙主義的範疇；以後才分離出來，成為獨立存在。“憑了那時浪漫的文藝思想”云云所質疑的，正在啟蒙主義這一點上。
一九一九年二月底至三月初，周作人寫了兩篇短文。晚年回顧平生，他自稱這是“比較的至今還是記得清楚的”，“乃是由衷之言，可以說是近於‘言志’的東西”296。其一是《思想革命》297，明確指出：“文學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卻比第一步更為重要。我們不可對於文字一方面過於樂觀了，閒卻了這一方面的重大問題。”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學”，當然應該納入“思想革命”；但若說“思想革命”僅僅指“人的文學”，卻未免把他的意思侷限住了。這要聯絡到此前發表的《祖先崇拜》298，其中有云：“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經典，可以千百年來當人類的教訓的，只有紀載生物的生活現象的Biologie（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