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偏偏在這一方面與他們過不去，而且把戰略原則的分歧，當成了勢同水火的決絕，甚至以“動機不純”責人，有點誅心而論的嫌疑。在邵建舉證翔實、持論穩當的批評面前，我無力為先生辯，謹將我對當時情勢和魯迅風格的理解，婉陳如下，以期邵君諒察。
舊中國是一個彌天的暗夜，民族的命運是苦海中的航船。在歷史命定的這一時刻，魯迅以自己的激越、深沉、犀利和冷峻，成為了苦海中的燈塔；而胡適以自己的篤實、殷切、厚重和誠樸，扮演了航船上的水手。水手之職，當然志在引航；而燈塔之用，或許也能告示陸岸，但更多的時候，卻是在警示礁灘。倘那守望者焦灼於航船觸礁的危險，偏又看出那舵手剛愎自用甚至志在營私，則其對所有幫忖者一概怒斥喝罵，有點慌不擇言，大概是可以原諒的偏失吧？國民黨的“黨國”、“訓政”，剛好就是這樣一個“舵手”，而胡羅丁（文江）翁（文灝）一班“自由主義人士”，不免有點像懵裡懵懂的水手，雖志在助人渡海，卻忽略了那船早已偏離航向！他們的拳拳苦心究竟效用如何，歷史早已作了結論，那麼，魯迅的斥罵或有過激，但那矚遠見深的睿智，不是更值得我們學習嗎？責以方式的不當，我心悅誠服；但用什麼“文人文字常有的怪戾的刀筆氣和攻詰味”來編排魯迅，並將其與“我以為胡羅文章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文字”對照，邵君是否心懷偏愛而稍失公允了呢？
不錯，對於在30年代的舊中國，向權貴們建言什麼“人權”、“憲政”、“法治”，魯迅確實是“不想弄明白”也“缺乏興趣”的，但這其實是洞明世事、看破把戲之後的了悟。邵建說先生是“缺乏這方面的知識資源”，林毓生卻認為那是因為“魯迅具備了思想和道德上的氣度和胸懷……有意識地選擇了以思想文化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參見林著《中國意識的危機》），兩相比較，我更服膺林說。邵文立論是很紮實的，將魯迅的“批判”和胡羅的“建構”並列對比，也很發人深省，若再參以林說而慎貶先賢，回望歷史而不放任好惡，是否會理解和佩服魯迅的深刻，從而也不那麼傷害我們對魯迅先生的感情呢？
先賢已矣，我輩惟有懸想。但這懸想中或多或少帶著我們自己的偏好和時代的侷限，也是常情。有此一慮，在指正前人過失的同時，報以必要的體察，也該是我們應有的情懷吧？對先賢如此，對時人亦然。即如眼下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兩造常打筆仗，有時形同水火，在韓毓海、###等人這一邊，更好將火藥調墨，弄得朱學勤、徐友漁們常顯出忙於支絀的窘態，我看在眼裡，心中也有些朦朦朧朧的想法。但平心而論，我認為“新左”的赤誠和熱烈，恰如燃燒的朝霞；“新自”的沉潛和篤誠，則如明澄的天光——二者相映生輝，共同展示著中國新一輪民主歷程的黎明。“新左”們如果不是忘情於聖潔火熱的呼喚，便不是俠肝義膽的左派；“新自”們如果也在思考中只顧痛心疾首，那就必然遠離了自由主義的要旨。如果這邊能體察那邊補苴罅漏的苦心，那邊能支援這邊弔民伐罪的義憤，則中國幸甚，我輩幸甚！以此遙測80年前的胡魯之爭，邵君能與我有同感麼？
三 沈興漾：《現代性與“遊戲”》
清晰的疏理，嚴謹的剖析；著眼於“遊戲”與感性愉悅的聯絡，從人生意義沿著“神—理性人—感性人”的迴歸，挖掘出“遊戲”一詞狎戲莊嚴、入侵神聖這一後現代現象的深刻內涵。然後指出它的潛在危險，挑出它的“感性的取樂”和“虛浮不實”這“兩種特質”，提醒人們對這日漸普及、幾乎要無孔不入的“遊戲”保持警惕，並尖銳地指出：這是“虛浮籠罩大地”的“另一種困頓”。
我卻不這麼看。
這涉及對“感性愉悅”的價值評判，涉及對生命意義的追問。
作者很謹慎，他只是反對用“遊戲”來“規定我們的生活”，至於該用什麼來規定，他緘口不言。但從他關於“重與輕的權衡，是一個永恆的話題”的陳述中，從他關於“生活就應……若即若離”的主張中，我們分明看到了與“感性愉悅”對峙的理性主義的影子。他強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強調“缺少約束與責任的‘輕’的生活也是相當煎熬人的”，更表明了他的價值取向。
不錯，理性也是人生價值之一種，而且可以肯定，與感性相比，它通向著一種更有益於人類進步從而也更高尚、更厚重的境界，我們理應保持對它的虔敬和嚮往。但這樣的虔敬和嚮往，正是植根於一種更深刻的期待：那些高尚和厚重，最後會落腳在“幸福的生活”上。而哲人們已經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