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信服地證明：幸福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幸福感——還是那卑之無甚高論的“感性愉悅”——也就是說，在終極意義上，理性是第二位的。事實上，在經過了尼采的挑戰和弗洛伊德的解剖之後，在經過了皮爾士、詹姆斯和杜威的工具化確認之後，在經過了皮亞傑和馬斯洛對認識發生和行為動機的探索之後，尤其是在經過了後現代思想家們對人類理性的無情解構以後，“感性愉悅”對人類生活的深刻影響，理性價值對於感性評判的依賴性，早已成為或明或暗的社會共識，成為不可阻遏的社會思潮了。
思想在河谷中的穿行（3）
如果說這樣的討論太抽象，還可以容忍和開展百家爭鳴的話，當我們結合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討論具體的生命歷程時，那結論應該是更加明確無誤的。為“不飲盜泉”而忍渴，為“留取丹心照汗青”而獻身，甚至為“受傷的愛”而終身不性，在今天都被認定是一種不智；當必須在苟勉的活和茫然的死之間作選擇時，現代人更是不會有絲毫的猶豫；就是在盲目的快活和清醒的痛苦之間，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在逃避後者。你可以批評這些選擇的平庸和短視，但你無權漠視在作這種選擇前所遭受的無法逃避的折磨、難以擺脫的逼促、違心而奉的扭曲，無權指責他們因此要在不可複製的人生中追逐快樂。當我們指責有太多的人在貌似瀟灑地裝酷玩世、嬉戲光陰，有太多的人在麻木不仁地勾心鬥角、跟風流俗時，誰給他們指出了實實在在的莊嚴和物有所值的嚴肅，誰為他們提供了更高尚的選擇和更可行的奮鬥呢？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是用“遊戲”而不是糟踐和破壞，來對待許多不敢認真甚至無法進入的領域，踏踏實實地退向自己的感覺，我覺得就已經相當可愛了！生命的意義不在生命之外，而理性剛好是站在生命之外對生命的審視，用理性檢索出來的“意義”，也就並非生命的倚托。拿生命來否定意義，固然容易導致犬儒主義，衍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但一味拿意義來勒索生命，卻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沈興漾放過了這種“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使他專注地解剖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做出了一篇發人深省的好文章，並不無道理地表達了“個人主義的勝利將締造‘輕’的生活”的擔憂。而我讀到的卻是人們終於擺脫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在用“遊戲”的自由掙脫命定的艱難。從這個意義上說，“遊戲”一詞的“普及”，是人性被歷史特批的挑戰，是生命在當前僅有的選擇，是虛妄破產後大地新生的前奏……
四 傅國湧：《秋瑾被殺害之後》
人間總有悲劇，悲劇的意義不同。有的冤沉大海，有的變成了“人血饅頭”；有的卻能“一石激起千層浪”，有的甚至直接成為歷史的新起點、危機的導火索……
要預測歷史趨勢，可以看一場悲劇過後的社會反應——如果看客如雲、人心似冰，則那些習以為常的悲劇，很可能只是一場浩劫的先兆；如果世論如刀，密如雨點般扎向那悲劇的製造者，則那些猝不及防的悲劇，或許也就是悲劇的謝幕。
1907年，“鑑湖女俠”秋瑾被害於紹興，輿論鼎沸，聲討如潮，竟將奉辦此案的官吏們追成喪家之犬，有的仕途中輟，有的稱病辭職，有的成了過街老鼠抑鬱而死，有的不堪良知煎熬自縊身亡……四年之後，清王朝覆滅。難怪本文作者將秋瑾死後這種輿論的反應，稱為“那個黑暗歲月所看到的一線亮色”。
70年後，訴求真理的張志新慘死於瀋陽，輿論靜如覆盆；3年後沉冤布世，社會輕漾微瀾，旋即啞默如初。時致今日，尚未聽說有任何一位“辦案人員”公開懺悔，甚至沒聽說有任何一位官員對此“承擔責任”……
五 何新華：《西方的復仇》
說的是滿清王朝，對當下卻足資警醒。
多年以來，我們的近代史都是這樣寫的：是殖民主義者的狼子野心，製造了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是鴉片販子的鬼蜮伎倆，把我們害成了“東亞病夫”；是帝國主義的兇殘掠奪，使清朝政府喪權辱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完全是詩書禮義的中華遭遇了西方“強盜文明”的結果，否則，“中國在明朝末年就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完全可能按照歷史發展規律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無論如何也不至於淪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這些耳熟能詳的“教科書歷史”，流佈之廣，影響之深，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甚至已經成了當代中國社會“集體無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
年輕時讀這樣的“歷史”，就曾經閃過一絲懷疑：那“放之四海而皆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