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唯物主義，不是論斷了“內因才是變化的根據，外因只是變化的條件”嗎，對中國近代史怎麼就不管用呢？後來讀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讀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大綱》，讀蕭功秦的《儒家文化的困境》和朱學勤的《從馬戛爾尼訪華談起》，漸漸強化了這種懷疑。在這樣的基礎上，何新華的這篇文章，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但這根“稻草”又是何其沉重啊！何文用豐富的史料，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三百多年前，中國對西方以朝貢體系中‘天朝’對‘蠻夷’的一種不平等的關係開始；三百多年後，西方對中國又以條約體系中強國對弱國的另一種不平等關係來代替”——我們苦大仇深的“血淚賬”，竟然是“西方的復仇”，是腐朽政府長期為非作歹的咎由自取！這以後的血光淚海，其實都只是因果報應的預約，只不過是由無罪的人民在為作孽的政府還債罷了。
這樣的說法，恐怕要傷某些人的“民族感情”。為穩妥起見，我再做一次文抄公——“在近一百年的時間裡，清政府先後制定過……規範西方人行為的各種章程，從西方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