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態度。”
具有這種“新態度”的人，就是“使自己的生命服從於理性的法則並表現為愛的人”，他“就會在自己的生命中看到他所向往的生命的新中心發出的光，同時也會看到這光透過他對周圍的人產生了影響。這就使他確信生命不會減少，不會死亡，有著永恆的力量”。
這本書的扉頁上，印有這樣一段獻辭：“謹以此書獻給那些摯愛生命、不懈探索人類真理、努力追求真善美的21世紀之人！”
我不知道這段話是作者還是譯者所加，但是我知道，21世紀的序幕，卻是在仇恨與血腥中拉開的。紐約世貿中心轟毀時的巨大煙塵，巴以邊境上越來越年輕的人肉炸彈，阿富汗難民木立在戰爭廢墟上的身影，印巴互相瞄準的核彈頭和緊張對峙的一百萬軍隊……所有的這一切讓我知道，這份來自19世紀的盛滿深刻智慧與巨大溫情的生命禮物，之於今天的我們而言，絕對是一份羞於承受的饋贈。
1910年11月20日上午，列夫·托爾斯泰，這位睿智而善良的老人，病逝於離家流浪的中途——列札·烏拉爾鐵路上的亞斯塔波弗車站，享年82歲。
老人在最後留下了一句語焉不詳的臨終遺言：“我熱愛……真理……為什麼那些人……”究竟是怎樣的話語，自老人嚅動的唇邊失落、且永遠失落了呢？
我合上書本，試圖把這個無解的問題掩回書裡去的時候，忽然聽見無數憤怒的雨點，正自蒼穹的深處傾瀉而下，無邊地敲打著這個渾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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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可要記住（1）
——讀《日瓦戈醫生》
雲也退�發帖時間：2001�08�1219∶43∶00
讀《日瓦戈醫生》的日子裡，腦海中時時繚繞著別爾嘉耶夫的論斷：俄羅斯靈魂被遼闊所重創，它看不到邊界，這種無界性不是解放，而是奴役著它。由此，俄羅斯人的精神能量就向內轉，走向自覺，走向內省……的確，遼闊的幅員歷史地哺育了極權專制，也造就了一大批博大多思的心靈。所以，俄羅斯式的悲劇美歷來是內斂的自我與自我的交鋒。正如日瓦戈醫生，似乎從來就不抱著匡世濟民的宏大理想，儘管他的學問令人欽佩；困擾他終生的煩惱是，他內斂的個性、他的詩人氣質以及他淵博的學識無法給他帶來安定的生活，無法留住他最心愛的親人和情人。日瓦戈一生過著一種自顧不暇的生活，從中我可以窺到“人”在歷史中浮沉的無奈。
法國作家聖埃克蘇佩裡對“人”有一段美妙的比喻：“……因為我覺得人跟要塞很相像。人打破圍牆要自由自在，他也就只剩下一堆暴露在星光下的斷垣殘壁。這時開始無處藏身的憂患……”薩特也說：人首先不是一種個性，也不是一個故事，甚至不是多種習慣的交叉組合，而是一種在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無休無止、軟弱無力的來來往往——存在主義大師對人的本質的剖析可謂入木三分。人面臨的無窮的選擇之中，最根本的就是“普遍”與“特殊”間的抉擇，對“實現自我”的渴望，總能刺激起人的性格中不安於現狀的一面，渴望擺脫共性邁向個性的一面，而一旦開始，在內與外之間的遊移不定就構成了人生的全部。敏銳的人將在這種來來往往中咀嚼他人無法感覺的苦痛。
人本質上都是一件很複雜的器物，只是器物中也有藝術品和罈罈罐罐之分。多思的人會使自己“藝術”一些，但也因此貯存不了多少流質。“無處藏身的憂患”籠罩在心頭的時候，日瓦戈醫生悟出了什麼：“只有在蹩腳書裡的人才分為兩個陣營，互不來往。可在生活中，一切都交織在一起了。要在一生中只扮演一個角色，在社會中佔據一個位置，永遠只意味著同一個東西，需要成為一個多麼不可救藥的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呀！”
我一直不太明白日瓦戈醫生是在什麼樣的壓力下開始他的流亡生活的，但是我能體會到他為成為一個“小角色”付出的努力。他漸漸地改變了過去對戰爭和革命的熱情的看法，漸漸地關注起生活本身了，可就在這時，他在一次外出時被游擊隊擄走，因為後者需要一名軍醫。雖然一年後他逃了出來，但是直至猝死街頭，他沒能再與岳父和妻兒見上一面。漫長的歲月裡，他的精神支柱僅僅在於對童年時的伴侶拉拉的期待，並把期待的焦慮、見面的愉悅、離別的黯然神傷寫入詩歌，作為吐露情意的一扇窗戶——他的感情從不輕易地流露出來。在書後翻譯得很乏味的日瓦戈詩作裡，只有這樣的句子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轉眼已是幾百年／同樣的雲同樣的山／同樣的溪流河水間／悠悠歲月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