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在今日所有通行的注本中，都把“赫日”解釋為喻指趙宋王朝，“謂宋王朝的國運如赤日之在中天，有著光明的前途”。朱東潤主編的《中國曆代文學作品選》，林庚、馮沅君主編的《中國曆代詩歌選》，夏承燾校箋、牟家寬註釋的《龍川詞校箋》等，均做次類解釋。但我以為若將“赫日”解做喻指金王朝，則更為圓融。
北南兩宋，一直處於內憂外患之中，且漸演成積貧積弱的形勢。有識之士，人心思變，乃將“日中則昃”或“物極必反”的古訓推進一步，務期於世有補。王安石高論“天道尚變”“新故相除”；張載鼓吹“事有始卒”；陸佃為《曷加鳥冠子》作注……陳亮是南宋著名的哲學家，“永康學派”的首面人物，上述思想氛圍不可能對他沒有影響。事實上，他在淳熙五年（1178年）寫的《上孝宗皇帝第一書》，論“天下形勢之消長”，就鼓吹帶有積極功利色彩的神秘主義運數——“天道六十年一變”。他認為，自丙午（1126年）、丁未（1127年）靖康之禍以來，迄以五十餘年；若應其變，即可恢復中原。後來有個叫柴望的，還專門為皇帝上了一部《丙丁龜鑑》，歷陳二十一個丙午、丁未年的天道、人事變化。“六十年一變”說，表示了強弱變化的所謂“規律”，所謂當六十年丙午、丁未之際，強者轉弱，弱者轉強，希望朝廷能順應天心民意，有所作為。這是將“日中則昃”、“物極必反”的哲學思想人為規律化的功利主義認識。認識當然是幼稚的，但它卻可以用來說明南宋主戰派們為了實現“北伐”的願望，需要獲得思想武器的迫切心情。
考章德茂大卿“使虜”，共有三次：1184年，1185年，1186年；使命分別為“賀正旦”、“賀金主（完顏雍）生辰”、“賀萬春節”。章德茂大使的差使是夠得上屈辱了。1186年恰在丙午，正應在靖康以來“六十年一變”之際，陳亮詞即作於次年前後。他在淳熙十四年，即在詞寫作不久，寫給章德茂的一封書信中，尚且堅信“六十年一變”的運數。書信中說：“揆之時變，恐勞聖賢之馳騖矣。”這一年歲在丁未。
但此時的南宋王朝向金稱侄求和，積弱已久，文恬武嬉，苟且偷安，北伐之事，早成夢囈。章德茂大卿的使命是去北面朝金，國運已到了這個份上，“赫日”說的是誰呢？若做尋常字面解，說“赫日”喻指南宋偏安王朝正如“赤日之在中天”，“前途光明”云云，實在與其尚變的哲學觀念大相徑庭。
要之，“胡運何須問”之後若加現代標點，應為一個破折號：“——赫日自當中”；意思是說：金王朝的國運用不著再去考慮了——物極必反，天道六十年一變，現在正應在丙午、丁未之際，它們就像正午的太陽一樣，很快就會昃落下去了。
詩人實際上是提住了偏愛趙宋王朝的一股心勁，再詛咒完顏金朝終必由強轉弱，盛極而衰，是一點兒沮喪中的希冀，一個預言式的寄託，一種功利哲學的觀念宣傳，一腔書生氣的豪情，是在為章大使打氣，為宋王朝解嘲。
非常遺憾的是，丙午、丁未兩年並未發生他預期中的變化，相反，這兩年對南宋王朝來說，是少有的平靜年份，只死了個太上皇趙構，算是件比較大的事。
“日中則昃”，沒有不落的太陽。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一定要將“赫日”解做南宋王朝的喻體，那恰好成為朕兆後事的詞讖——待到下一個丙午（1246年），蒙古鐵騎已佔據了北部半個中國，又過三十三年，左丞相陸秀夫就在元兵的追殺中揹負著九歲的帝炳投了南海。但，這既不是陳亮所能夢見的，又不是他樂於想像和希望的。
讀陳亮給皇帝的上書，讀他的《水調歌頭·送章德茂大卿使虜》，從那泣血勸戰，力主恢復，懇切殷殷的情態看，他實在是沒有勘透皇上與主和派的心路。“且復穹廬拜”，年復一年，成了南宋王朝難以吞嚥卻又不得不吞嚥的恥辱之果。“會向藁街逢”，也便成了英雄們一個輝煌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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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長卿詩裡的蘇州
畢明邇�發帖時間：2002�11�0910∶07∶00
劉長卿有一首《登吳古城歌》：“登古城兮思古人，感賢達兮同埃塵。望平原兮寄遠目，嘆姑蘇兮聚麋鹿。黃池高會事未終，滄海橫流人蕩覆。伍員殺身誰不冤，竟看墓樹如所言。越王嘗膽安可敵，遠取石田何所益。一朝空謝會稽人，萬古猶傷甬東客。黍離離兮城坡坨，牛羊踐兮牧豎歌。野無人兮秋草綠，園為墟兮古木多。白楊蕭蕭悲古柯，黃雀啾啾爭晚禾。荒阡斷兮誰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