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理由是:農村“四清”依靠貧下中農,城市“四清”依靠工人階級。多數人同意李立三的意見,少數人沒有表態。這時,李立三就特意點名問他身邊的工作人員:“你的意見如何?”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我正在想,但尚未想好。”因此,會議對此未作結論。
會後,李立三又問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工作人員說:“你提議由工會小組長擔任運動小組長,符合中央‘二十三’號檔案精神,我擔心的是,此事由你提出,會不會被誤解,說你搞工團主義。”李立三聽後,首先是他那習慣性地哈哈大笑,接著說:“你講得不無道理。工作中你能為我著想,及時提醒,我很感激。是的,我應注意工團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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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莎勸李立三到下面考察、學習
在全總被罷官之後,李立三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勞動部的工作中去。
他帶著勞動部的幹部去華東、華中、西北三大區,就勞動工資問題進行了近兩個月的實際調查。回來後,他在北京召開上述三大區的勞動工資處長會議;會議起草了一個關於工資調整問題的檔案,為全國企業職工工資調整做了積極的準備。
正當他興致勃勃地思考著如何進一步改進勞動部工作的時候,1954年9月,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是我國國家建設一次里程碑式的會議。李立三作為人民代表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透過了我國第一部憲法,並依選舉法程式,選舉產生了國家主席和國務院機構。但是,李立三的名字卻被從部長提名名單中勾掉了,實際上是等於宣佈免去了他勞動部部長的職務。正如常言所說的:“福無雙至,禍不單行。”
對李立三來說,這次“罷官”是他政治上的又一次跌跤。他不得不痛苦地接受從此“賦閒”的事實。看著苦悶的李立三,李莎為他心痛,但她勸慰道:“您離開中國15年,這15年國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對於國情和黨的事情,您並不十分了解。倒不如藉此機會,下到各地去考察考察,瞭解瞭解實際情況,學習、充實一下自己。”李立三一聽,頓時眼前開朗:“對呀,從蘇聯回國,就一頭扎進了工作。這正是我學習的機會啊!”他親吻了一下李莎,說:“知我者,麗扎也!”於是,他向周恩來總理打了個報告,經黨中央批准,他去江蘇、浙江、廣東、湖南、湖北等地休假、考察、學習。各地領導同志仍然熱情接待他,這使他十分感動。藉此機會,他也順路回了一趟湖南醴陵的老家。自1923年他離開家鄉30多年以後,這是他第一次回到醴陵。他在有官有職時沒有回過故鄉,卻在被罷官後還鄉,其心情自然是微妙而又複雜的。所以他謹言慎行,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誰都知道,他的老家離當年他投身革命創造過輝煌業績的安源僅一步之遙,但他就是告誡自己決不踏進安源一步。他只是請了個別安源老工人到他家裡來敘舊。
事後,他對李莎和身邊工作人員語重心長地說:“這次下去,瞭解了許多情況,也總結了自己的教訓。安源是我很想念的地方,但是我去安源會引起人們對我革命歷史的稱頌,這在政治上是不適宜的。我年輕時在安源搞工運的成功,都是客觀形勢造成的,是毛主席領導的結果。年輕時的成功,助長了主觀盲動的傾向,是我後來犯錯誤的一個原因。”
30年後黨中央為李立三平反(1)
歷史是公正的,歷史也是無情的。
李立三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得到糾正。特別是在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李立三的悼詞中指出:“李立三在領導全國總工會期間,貫徹執行了黨中央的工運方針。”給李立三平反昭雪之後,1981年3月3日,全國總工會黨組向黨中央報送了《對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的複查結論》。指出:根據黨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對李立三同志的問題複查如下:
一、關於狹隘經濟主義的錯誤問題。經查證:李立三同志對在公營企業中貫徹黨的公私兼顧的觀點是明確的。
……我們認為李立三同志關於在國營企業中的工會工作方針,首先強調公私利益的一致性,以及發展生產是為國家增加財富,是改善工人生活的物質基礎,指出發展生產是黨支部、行政、工會三位一體的共同任務。又反覆闡明公私利益之間客觀上存在的矛盾不應忽視,而要堅持用兼顧的方針和協調的形式積極地給予解決。
立三同志在主持全總工作期間,根據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動員與組織各級工會圍繞恢復和發展生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開展獻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