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其父黃尊素是東林黨名士，為人沉毅正直。黃宗羲八歲隨父在任所讀書。當時，權閹魏忠賢把持朝政，戕害忠良，政治腐敗不堪。東林志士左光斗（安徽桐城人），楊連（湖廣應山人）等常到黃家議論朝政，評論人物。黃宗羲侍立在旁，對朝政黑暗情況、東林黨與閹黨的鬥爭等，瞭然於懷。
黃尊素為閹黨所害，被押送京城。臨行前，父親命他拜著名學者紹興劉宗周為師，並囑他：“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父親的教訓對他後來的求學道路發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祖父為使黃宗羲牢記國恨家仇，在他進出門口處寫上“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八字來激勵他。
年僅十九歲的黃宗羲，袖藏鐵錐，孤身赴京為父訟冤。當時，崇禎即位，閹黨失勢，黃宗羲在刑部大堂當場錐刺魏忠賢死黨許顯純等，其事轟動海內外。
黃宗羲一生著述不斷，而且愈到老年愈勤奮，年逾八十，著書不掇。他所開創的“浙東史學”一直影響到近現代。
由於黃宗羲在學術上和思想上的重大貢獻，與孫奇逢（河北容城人，明亡隱居不仕）、李頤（陝西周至人，講學江都，門徒甚眾），並稱為清初三大儒；與顧炎武、王夫之並稱為明末清初三大民主主義啟蒙思想家。
黃宗羲在經濟領域也有非常突出的成就。他的“積累莫返之害”之論說被清華大學的秦暉教授在一篇論文中概括為“黃宗羲定律”。黃宗羲指出，封建賦稅制度有“三害”：“田土無等第之害，所稅非所出之害，積重難返之害。”這段話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不分土地好壞都統一徵稅；農民種糧食卻要等生產的產品賣了之後用貨幣交稅，中間受商人的一層剝削；歷代稅賦改革，每改革一次，稅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
縱觀歷史上多次稅費改革；出發點也是為了減輕農民負擔，像唐朝時的‘兩稅法’、明朝時的‘一條鞭法’、清代時的‘攤丁入畝’等，但每次稅費改革後，由於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侷限性，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會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黃宗羲稱之為‘積累莫返之害’。中央領導###等同志瞭解到這一研究成果，把它看作一面歷史的鏡子。這是史為今鑑的最好栓釋，也是黃宗羲留給後人的一個命題，一筆思想財富。
康熙三十四年初秋，黃宗羲病重不起，寫了《梨洲末命》一文，文中囑咐“吾死後，即於次日之早，用棕棚抬至壙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棕棚抽出，安放石床。不可用紙錢，見世俗所行折齋、做七，一概掃除。來吊者所送銀錢紙燭盡行卻之。相厚之至，可在墳上植梅五株，則稽首謝之。”要求在其墓前樹立石條兩根作望柱，上刻：“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風節；沼鈔著述，同虞喜之傳文。”
臨終時，他口授《絕筆詩》命兒子作記：
築墓經今已八年，
夢魂落此亦欣然，
莫教輸與鳶蟻笑，
一把枯骨不自專。
俞樾
（1821—1907）臨終詩筆尚如神
清末著名學者、文學家、經學家、古文字學家俞樾，師法乾嘉學派之王念孫、王引之父子，頗有成就，授徒多年。他是現代詩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吳昌碩、日本的井上陳政皆出其門下。
臨終前，俞樾作留別詩10首，又做“自喜”詩和“自恨”詩，代訃辭行，頗為瀟灑豪邁，在慼慼別情中掩藏著大氣和高亢，如其《別門下諸君子》：“寂寞元亭楊子云，偏勞載酒共論文。不知他日三臺路，誰過空山下馬墳。”《別此世》：“自寄形於此世中，擾擾事無窮。而今越出三千界，不管人間水火風。”《別俞樾》：“平生為此一名姓，費尺精神八十年。此後獨將真我去，任他磨滅與流傳。”《臨終自恨》：“茫茫此恨竟何如，但恨粃糠未掃除。七尺桐棺三尺土，此中了卻萬言書。”“臨終自恨”詩乃曲園老人臨終前，彌留之際，口授此四句，言語已不十分清晰，乃是由他的孫子俞陛雲先生以耳貼近曲園老人口邊，記錄下來的。真可謂是“臨終詩筆尚如神”。
作為經學大師，遁世隱居的俞樾對經學的命運頗為悲觀，他在遺書中說：“吾家自南莊公以來，世守儒業，然自今日，國家既崇尚西學，則我子孫讀書以外，自宜習西人語言文字，苟有能精通聲、光、化、電之學者，亦佳子弟也。”“吾一生無所長，惟著書垂五百卷，頗有發前人之所未發，正前人之錯誤者，於遺經不為無功。敝帚千金，竊自珍惜。子孫有顯赫者，務必將吾書全書重刻一版，以傳於世，並將堅潔之紙印十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