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宦所至，遇有名山勝境，鑿石而納之其中，題其外曰‘曲園全藏書’，庶數百年後有好古者，發而出之，俾吾書不泯於世。”
王國維
（1877—1927）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王國維之死，一直是一個謎。
1927年6月2日的早上8時，王國維準時來到清華國學院上班。處理完日常公務，他很隨便地走出校門，叫了一輛人力車，徑直往頤和園而去。上午10時左右，王國維到頤和園下車後讓車伕在外等候，自己購票入內直奔昆明湖。漫步走過長廊，王國維在石舫前兀自獨坐沉思，約半個小時後進入了魚藻軒。這時，他點燃一支紙菸，慢慢地抽完後掐滅了菸頭，便從魚藻軒的石階上猛然縱身躍入湖。
在檢驗遺體之際，於王氏內衣袋中搜得遺囑一份，遺言當頭一句：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
惹得後來人無限猜測。
連結：王國維（1877…1927），近代國學大師，浙江海寧人。早歲隨父習八股時文、試帖詩，16歲中秀才。1901年秋赴日本留學，自1913年始，從事考訂中國古代史料、古文物、古文字學、音韻學等，後為清華國學研究院教授，位列四大導師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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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
（1919—1969）
我現在才發現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
殷海光先生是本世紀中國不可多得的自由主義鬥士，風骨嶙峋的知識分子，一位充滿著道德熱情和道德勇氣的理想主義者。他不畏強權，不避橫逆，為弘揚五四精神和在中國實現自由、民主奮鬥了一生，終因六十年代臺灣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迫害，抑鬱患癌，過早謝世。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斷斷續續地說：
中國文化不是進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難中的積累，積累得異樣深厚。我現在才發現，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希望再活十五年，為中國文化盡力。
去世後，他培養的弟子李敖、林毓生、陳鼓應等都成為一時風流人物。這些弟子中，培養得最為成功又蜚聲海內外的是李敖。柏楊、顏元叔、龍應臺、司馬文武等蜚聲臺灣的言論家無不受到殷海光的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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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準
（1914—1974）祝福孩子們
顧準1957年被扣上右派帽子，1965年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在全國範圍內，如此兩次戴上右派帽子者，實屬罕見。六十年代的政治氣候下，顧準上述遭遇，勢必禍及妻子兒女。子女出於對父親的不理解，與之疏遠，乃至斷絕關係，不難理解。1966年，顧準被迫與妻子離婚，搬離家庭。次年回去取書籍衣物，久喚門不開，後來還是鄰居幫助他把東西搬下了樓。不久，又被迫籤具了斷絕父子、父女關係的宣告。從此，顧準蜇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饅頭度日，再也沒有邁進過家門。
顧準臨終前，欲見子女亦不得。陳敏之為疏通其子女對父親一生的理解，1974年11月9日，曾給顧準長女、長子寫有一信。顧準用鉛筆在信上加註：如果我臨死的話，我還是希望見見你們。一是請你們原諒（媽媽說我害人，我實在害了你們），二是祝福你們。
遺囑立於11月15日。當時，陳敏之根據顧準病中口述，整理出一份如下初稿：
我與學問、政治已無能為力，這是我唯一的遺憾。
我熱愛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間的日子已經有限，我將勇敢地迎接死亡來臨。
對於所有關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是於裡夫、耕漠兩位老友對我真摯的關注，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生前所用全部遺物交給重之（注：顧準幼子）；在京存款（補發的生活費，現由六弟交給母親儲存）交給淑林，併入媽媽的遺存；在上海現由六弟儲存的存款伍佰元贈與裡夫老友。
我所有的全部書籍交給六弟並由他全權處理。遺稿（一）有關希臘史部分交給吳敬璉同志；（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權處理。請六弟選擇一些紀念物品代我送給張純音同志和她的女兒咪咪。
醫院認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遺體願供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里河中國科學院大樓（前經委大樓）前面的小河裡。
祝福我的孩子們。
令人感慨的是，顧準遺囑的最後一句話，還是“祝福孩子們”。當時陪伴他的一位老友為之黯然，稱之為“英雄肝膽，兒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