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婆媳“感情冷淡”。潛明病亡，王國維夫婦到上海主喪；羅氏“痛女心切”，也赴滬探視，兩親家因而發生爭執，事情越鬧越僵。他這樣追述羅、王爭執經過：潘夫人處置善後偶爾失當，姑母泣訴於祖父，祖父遷怒於王先生，怪他偏聽婦言，一怒而攜姑母大歸。……三十年夙交感情突然破裂，原因是祖父脾氣褊急，平日治家事事獨斷，而王先生性格卻相反，平日理頭治學，幾於不過問家政，一切委之閫內。……事情鬧僵，又沒有人從中轉圜，以至京津雖密邇，竟至避面，直到王先生逝世。
不過，這都是出於羅氏後人的申述。“羅王交惡”，表面上看起因於潛明“遺款”問題，卻非出“一時之誤會”，乃是由於心中早有不滿。在此之前，至少有兩件事情頗使羅氏耿耿於懷。
一件是1923年5月，王國維入小朝廷不久，書告羅氏：自己的《觀堂集林》已在滬裝訂，打算將其中的精印本“進呈”博儀。羅亦趁此將他自己的《殷虛書契前後編》及《考釋》從天津寄到北京，請王國維託書店做了黃綾套代為“奏呈”。這使初入“南書房”的王國維頗感為難。因為他知道羅振玉與小朝廷內鄭孝胥等人有矛盾，便覆信表示：為避嫌，擬待“數月以後”再辦。羅很生氣，當即回信，要王不必做書套代呈了，將原書交人“攜津”。
另一件是潛明在天津海關工作時，小兩口皆暫住羅宅，故王國維常去天津看望，而兩親家見面的話題則是溥儀及小朝廷內的人事紛爭。羅氏及薦王入“南書房”的升允以“老派”自居，要聯名上奏摺參劾以鄭孝胥為首的“新派”，讓王代呈。王國維回京以後，卻聽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金梁及溥儀的岳父（婉容之父）榮源對升、羅二人“結黨”的議論。他既怕羅氏知道了引起“盛怒”，又怕親家因而受到中傷，故寫信婉言勸羅改“奏”為“函”，建議不必向“皇上”呈奏摺，可直接致信榮源，較為妥帖。這本出於好意，羅氏卻很不高興。
以上兩事，羅、王之間已埋下了“嫌隙”。由潛明喪事而致羅氏發出“絕交書”，乃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與升、羅引薦王入小朝廷，而王不盡聽命，關係極大。
再就羅、王兩家關係而言，直到潛明病重，潘氏夫人與羅宅親家母之間，應該說是處得比較好的，對長媳也一直很關心。所以，王東明（王國維長女）不同意說她母親潘氏夫人處理善後失當，認為這是沒有根據的“臆斷之辭”；因潛明喪事而羅、王誤會以致絕交，“毋寧說是偶發事件較為合理”。那時，王東明女士也已十幾歲了，猶能記當時情景，說：父親最愛大哥，大哥病逝，給父親很深的打擊，已是鬱郁難歡，而羅振玉先生又不聲不響地偷偷把大嫂帶回孃家，父親怒道：“難道我連媳婦都養不起？”然後把大哥生病時的醫藥花費全匯去羅家，他們寄回來，父親又寄去，如此往復兩回，父親生氣得不言語，只見他從書房抱出一疊信件，撕了再點火焚燒。我走近去看，見信紙上款寫著：觀堂親家友（有）道……
但羅氏的那封“絕交書”和其他一些信件被完整地儲存下來。王東明讀到“絕交書”後感慨萬分，說：任何一句，無不傷人自尊，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也由此，使我想到被父親焚去的信件，當有更甚於此者。再從父親給羅氏的信來看，無不婉轉謙抑，委曲求全，未發現有惡言相向的。我常常痴想，如果二人不失和，父親傷心時得到摯友的勸解慰藉，迷惘時獲得勸解宣洩，或可打消死志，拉一把與推一把，其結果就不可以道里計了。
當誤會發生後，羅振玉帶著愛女孝純先行返津。王國維雖至為難堪，但仍認為只是一種暫時現象。所以，他在妥善處理潛明喪事的同時，又盡其所能為安排好長媳未來的生活，辦了兩件事：首先是立嗣。由於潛明無後，決定將次子高明的長子慶端過繼。其次是恤寡。辦理潛明的海關卹金等遺款，委託在滬的老友金頌清，透過銀行將款全數匯至天津羅家。
1926年10月24日，王國維寫信給羅振玉：“維以不德，天降鞠兇，遂有上月之變。於維為冢子，於公為愛婿，哀死寧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圖中間乃生誤會，然此誤會久之自釋，故維初十日晚過津，亦遂不復相詣，留為異地相見之地，言之惘惘。”又說：“初八日在滬，曾託頌清兄以亡兒遺款匯公處，求公代為令嬡經理。今得其來函，已將銀數改作洋銀二千四百二十三元匯津，目下當可收到。而令嬡前交來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七元（鐲兌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關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個月一百四十三），今由京大陸銀行匯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與前滬款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