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後，吳宓在日記中寫道：“當今國家大變，我亦軟弱無力，不克振奮，不能為文天祥、顧亭林，且亦無力為吳梅村。蓋才性志氣已全漓滅矣！此為我最傷心而不可救藥之事。”七七事變再次誘發了他久違了的“殺身情結”——戰爭破壞，玉石俱焚……但有自殺，別無他途。吳宓和陳寅恪探討局勢，寫詩抒發心中的憤懣。“北都又失好山河，隔歲吟酬涕淚多”，“志事亭林難學步，梅村才薄奈餘何？”
吳宓樂於助人，他說：“宓就是樂於助人，並無其他目的，亦不望人報答。”斯言誠哉。20世紀30年代，吳宓的一位學生要去美國留學，但費用不足，吳宓慷慨解囊，支助300元，助其成行，並再三宣告，不用償還。
吳宓生活上節儉自律，不吸菸不喝酒，平常亦粗茶淡飯。他的講課筆記及幾十年的日記本，大多寫在撿來的煙盒上，一頂蚊帳自1938年一直用到“文革”後才退休，用了將近40年。1943年，吳宓離開昆明，所用的毛毯還是早年在美國留學時友人送的，他穿的灰長布衫褪色泛白，磨損極重，幾個布紐襻都快掉了，還是別人在車站上幫他縫合的。
1944年，吳宓即將離開昆明的時候，幾名研究生為他送行，好客的吳宓帶著弟子們上街下館子。吳宓要來選單，對照牆上懸掛的菜譜，在點選單子上寫上菜名和單價，一筆一劃，工工整整，認真地計算總數，把錢數算好，和自己口袋裡的錢數相符、不超，這才交給堂倌下廚。
在西南聯大時，沈有鼎與吳宓同室而居。吳宓不喜沈有鼎，認為他不講衛生，又自私。沈看到吳宓等室友勤奮用功，喃喃自語道：“如此良夜，儘可閒談，各自埋頭，所為何來。”吳宓聞此言，斥道：“汝喜閒談，不妨去別室去自找談友。否則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礙人。”沈有鼎只得默然。吳宓又規定宿舍作息紀律，限十時息燈，勿得逾時，妨他人之睡眠。
吳宓紳士，對女士照顧非常細緻。在路上，遇有車馬疾馳而來時，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橫著一攔，讓女士走在街道里邊，自己挺身而立，站在路邊不動。等車馬走過才繼續行走。很多人贊其有中世紀的騎士行徑。
吳宓點名，點到“金麗殊”這個名字，情不自禁地說：“這個名字多美。”引起全班鬨堂大笑。
吳宓曾為女學生作槍手，將自己翻譯的文章署上女學生名字，併為其推薦發表。
吳宓欲與髮妻陳心一離婚的訊息傳出後，招致周圍朋友的極力反對。陳寅恪認為吳宓與毛彥文的感情，盲目而無理性，應當嚴持道德，懸崖勒馬。湯用彤也勸吳宓三思。周光午認為如果吳宓離婚另娶，“將為新女性派人所盡情譏侮；知友如湯、柳、呂、吳諸公皆將失望而絕交”。浦江清見吳宓倍受情感的折磨，善意的幫吳宓想辦法，建議吳宓與毛彥文先後赴美，在美國做朋友或同居都可以，每月寄生活費給陳心一則可。吳宓對這些建議全部否定，認為：“宓之事業及志願，如以戀愛而犧牲，則此愛將無價值，宓在中國，有其職志，未可擅離，以此與離婚較，則離婚所損為較小矣。”權衡再三，吳宓最終選擇了離婚，《離婚宣告》見報登在了《大公報》和《新聞報》上。
1947年“六一”慘案發生後，一向不過問政治的吳宓，對此非常憤慨。他嚴辭譴責國民黨對學生犯下的暴行；當聽到被抓的師生中有武漢大學外文系的教授和學生時，便馬上找到他的陝西同鄉、武漢行轅負責人孫蔚如等人說理，要求無條件地釋放被捕師生。由於國內外強大輿論的壓力，還有吳宓等人的努力，武漢當局終於釋放了所有的被捕師生。外文系教授繆朗山被捕出獄後決定去香港，吳宓馬上幫他買好機票，冒著白色恐怖的危險，親自送他去機場，並在機場等候，直到知道繆已安全到達目的地後，才返回珞珈山。
吳宓在西南師範學院，最忙的是發工資的那天，原因無他，忙於給親友、學生匯款支助他們。每次匯完款，自己便所剩無幾，有時不夠用，便向鄰居錢泰奇借錢度日，並留借條：“今借到錢泰奇先生40元。上月已還清。”
文革開始後，在一次全校的批判大會上，已72歲的吳宓被勒令跪下，一直跪了兩小時。批鬥會結束後，同事劉兆吉悄悄地問他身體是否吃得消，“他說跪著比站著好些”。
文革中，吳宓曾冒險“偷書”。文革時，吳宓的書籍被抄走，一次偶然的機會，吳宓在“勞改隊”看到了自己的被抄去的書籍，吳宓決定將自己的書偷回來。1967年9月27日，吳宓順利取回1914的日記一冊。10月7日上午，他再次取回其195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