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受了他的影響。”
胡適評價梁啟超其文章時說：“在那個時代讀這樣的文字，沒有一個人不受他的震撼感動的。”又評價其為人說：“任公為人最和藹可愛，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人家說他是陰謀家，真是恰得其反。”
康有為對胡適說：“我的東西都是26歲以前寫的。卓如（梁啟超）以後繼續進步，我不如他。”
胡適在日記中談到他對梁啟超的具體評價：“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統的訓練，好學而不得良師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響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幾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傳世不朽者何在，頗難指明一篇一書。後來我的結論是他的《新民說》篇篇指摘中國文化的缺點，頌揚西洋的美德可以給我國人取法的，這是他最不朽的功績。故我輓聯指出他‘中國之新民’的志願。他晚年的見解頗為一班低下的人所誤，竟走上衛道的路上去，故他前六七年發起‘中國文化學院’時，曾有‘大乘佛教為人類最高的宗教；產生大乘佛教的文化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謬論。此皆歐陽竟無、林宰平、張君勱一班庸人誤了他。他畢竟是個聰明人，故不久即放棄此計劃。若他晚年無此退境，我的輓聯可以說：‘中國新民，生平宏願。神州革命，文字奇功。’”（注：胡適寫就的輓聯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許，中國新民。）
殷海光說梁啟超，雖然他已經是歷史人物了，“可是在這發黴的社會看來，反而顯得他的見解是那麼鮮活、剛健、康正、開朗而有力。”
黃遵憲曾對梁啟超的文字作了這樣的評價：“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中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
鄭振鐸說梁啟超“仍是一位活潑潑的足輕力健，跟著時間走的壯漢”。
1943年1月，梁漱溟曾寫《紀念梁任公先生》一文，對梁啟超的一生做了如下的評價：“當任公先生全盛時代，廣大社會俱感受他的啟發，接受他的領導，其勢力之普遍，為其前後同時任何人物——如康有為、嚴幾道、章太炎、陳獨秀、胡適之等等——所趕不及。我們簡直沒有看見過一個人可以發生象他那樣廣泛而有力的影響。”
“有人評論他幾句話：其出現如長彗燭天，如瓊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響絕，政治、學術兩界無不發生綿續之影響。……任公的特異處，在感應敏銳，而能發皇於外，傳達給人。他對於各種不同的思想學術極能吸收，最善發揮。但缺乏含蓄深厚之數，因而亦不能綿歷久遠”。
他拿蔡元培和梁啟超作對比道：“蔡、梁兩先生比較，蔡先生好比漢高祖，他不必要自己東征西討，卻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圖大事。任公無論治學行文，正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自己衝鋒陷陣，所向無前。他給予人們的影響是直接的，為蔡先生所不及。任公為人富於熱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時天真爛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愛在此，其偉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夠沉著，一生遂多失敗。”
“總論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學術，不在事功，獨在他迎接新世運，開出新潮流，振動全國人心，達成歷史上中國社會應有之一段轉變”。
李澤厚曾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評價梁啟超說：“他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宣傳家。”
學生周傳儒評價梁啟超道：“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經師。他講整理國故，而不講訓詁、考據、名物。他是一個史學家，特別是學術文化史專家。”
梁啟超去世後，吳宓說：“梁先生為中國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響最大之人物。”
梁啟超自我評定：“若夫理論，則吾生平最慣與輿論挑戰，且不憚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者也。”
陳明遠評價梁啟超：梁啟超的特長，就是以驚人的記憶力、敏銳的理解力，能夠詳盡佔有資料並且從中迅速地整理出一個頭緒來，井井有條、條條有理。但他的缺陷隨之而生，就是不夠深刻、難以發掘深層的本質；跟章太炎、王國維、陳寅恪諸大師相比，梁啟超“深入”不足，而“淺出”有餘。
譚人鳳怒其為“賣朋友、事仇讎，叛師長、種種營私罔利行為，人格天良兩均喪盡。”
弟子超觀說：“大事不糊塗，置恩怨於度外，則鮮有人及之者”。
美國學者約瑟夫說：從1898年的改良運動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康有為扮演的角色是渺小的，而梁啟超則成為鴉片戰爭以來理論界的真正領導者。1902年——1911年，即從《新民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