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祖謨回憶，他讀小學時，曾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風雨操場見過樑啟超和章太炎兩位先生講演。梁先生講政治，聽的人很多；章先生講清代學術，聽的人很少。當時章太炎頭髮已經斑白，帶著一副白眼睛，坐在一條板凳上，面前一個課桌，講的是一口南方話，他幾乎聽不懂。在他身後有兩位先生代寫板書。周祖謨上了大學，才回憶起當時寫板書的人是誰。矮而胖的是錢玄同，高而瘦的是馬裕藻。
章太炎的餘杭口音很重，而且因生有鼻息肉，說話口齒不清，帶有極重的鼻音，演講、講學需要人翻譯。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舉行有關國學的系列講演，據當時《申報》的報道，聽眾從三四百迅速上升到近千，而後又回落為七八十。曹聚仁記載說，這十回的系列講演，逢星期六下午舉行，第一次聽眾千人，第二次不到一百，最少的時候只有二三十，結束的那次稍好些，有七八十人。最初大家都是慕名而來，但由於世人對於對章的學問缺乏基本瞭解外，加上“章師的餘杭話，實在不容易懂”，所以，聽者銳減。
1923年，章太炎到東南大學暑期學校演講《治史學的方法》，章滿口餘杭土話，學生們大都聽不懂，只能由在座的柳詒徵翻譯，於是，“柳先生翻譯時，好像西人講學，中國人翻譯一樣，但他聲如洪鐘，有條不紊，娓娓動聽。”
【講學】
章太炎一生有過四次“興師動眾”的國學講演。第一次是在日本東京為當時留學日本的中國留學生開辦的國學講習會（邀請函簡上寫“國學振起社”），該講習會從1906年秋天開始，一直持續到1909年，講授內容包括諸子和音韻訓詁，以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為主。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沈兼士、馬幼漁、朱希祖、許壽裳等人都前往聽講。
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一書中，回憶在日本聽章太炎講學的情形道：“章先生出獄以後，東渡日本，一面為《民報》撰文，一面為青年講學，其講學之地，是在大成中學裡一間教室。我和魯迅極願往聽，而苦與學課時間相沖突，因託龔未生（名寶銓）轉達，希望另設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許。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込區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每星期日清晨，我們前往受業，在一間陋室之內，師生環繞一張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講段氏《說文解字注》、郝氏《爾雅義疏》等，神解聰察，精力過人，逐字講解，滔滔不絕，或則闡明語原，或則推見本字，或則旁證以各處方言。自八時至正午，歷四小時毫無休息，真所謂誨人不倦。……章先生講書這樣活潑，所以新誼創見，層出不窮。就是有時隨便談天，也復詼諧間作，妙語解頤。其《新方言》及《小學答問》兩書，都是課餘寫成的，其體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於此時。我們同班聽講的，是朱蓬仙（名宗萊）、龔未生、錢玄同（夏）、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樹人，即魯迅）、周起孟（作人）、錢均夫（家治，注：錢學森之父）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來聽講的。聽講時，以逷先筆記為最勤；談天時以玄同說話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來爬去。所以魯迅給玄同的綽號曰‘爬來爬去’。魯迅聽講，極少發言。”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說起當時聽章太炎講課的情況：“一間八席的房子，當中放了一張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學生圍著三面聽，用的書是《說文解字》，一個字一個字的講上去，有的沿用舊說，有的發揮新義，乾燥的材料卻運用說來很有趣味。”
錢玄同在《我對於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一文中寫道：“民元前四年，我與豫才都在日本東京留學。我與幾個朋友請先師章太炎（炳麟）先生講語言文字之學（音韻、《說文》），借日本的大成中學裡一間教室開講。過了些日子，同門龔未生（寶銓、先師之長婿）君與先師商談，說有會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數人要來聽講，但希望另設一班，先師允許即在其寓所開講。（先師寓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中，《民報》為孫中山先生所主辦，即“同盟會”之機關報也）豫才即與其弟啟明（作人）、許季茀（壽裳）、錢均甫（家治）諸君同去聽講，我亦與未生、朱蓬仙（宗萊）、朱逖先（希祖）諸君再去聽講。”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朱希祖日記》第二冊（記“明治四十一年”，即1908年之事），記載了章太炎講《說文》的進度：“四月四日：下午，至清風亭，請章先生講段注《說文》，先講《六書音韻表》，為立古合音之旁轉、對轉、雙聲諸例。”……“七月二十八日：重上《說文》，自‘一部’講起。”
黃侃在《太炎先生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