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現代理性精神、寬容、溫情、好智的代表性人物，但在文化上，他始終是認同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責任與角色，乃至於對國家與文化認同的忠誠。
胡適說：“東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他比較說：“一邊是安分，安命，安貧，樂天，不爭，人吃虧；一邊是不安分，不安貧，不肯吃虧，努力奮鬥，繼續改善現成的境地。”
1925年，胡適著文談“讀書”，指出“精”和“博”是讀書兩個要素。他將這個看法編成兩句口號：“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
胡適第一個考證出《紅樓夢》的後四十回的作者並非曹雪芹。
季羨林的《臺遊隨筆·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裡，談到胡適的“書呆子”氣：有一次在北京圖書館開評議會，會議開始時，適之先生匆匆趕到，首先宣告，還有一個重要會議，他要早退席。會議開著開著就走了題，有人忽然談到《水經注》，適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一直到散會，他也沒有退席，而且興致極高，大有挑燈夜戰之勢，早把那個“重要會議”忘到爪哇國去了。
胡適很推崇王安石，認為“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用‘有為’來替代‘無為’”。王安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