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留著一字胡，身穿背心的老人。我們推斷這位可能就是周作人，可是開門的人，聽說我們是找周作人的，緊接著就說，他在後邊住。由於和周作人是初次見面，我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往後走，再敲門，他們回答說，周作人就住在這排房子的第一間。我們只得轉回去再敲門。來開門的還是這位老人，不同的是穿上了整齊的上衣。”
謝興堯第一次見到周作人，覺得“他是一個新型計程車大夫，一切舉動斯文有禮，說話嚅嚅，如夫人女子，柔巽有餘，剛毅不足。生活習慣除了東洋風之外，還明顯得帶有老北京的味兒，用現在的話說，一看就是鬥爭性不強。”
徐淦回憶其1943年在蘇州見到周作人的情形：“他不如發表《五十自壽詩》時刊物上登的相片那麼豐潤，滿面紅光，這幾年工夫變得瘦削了，一臉晦氣，近視鏡後面的目光帶著冷峻。”
50年代，徐淦到北京，去拜訪周作人時，週一定留徐在家中住下。徐在周家附近的小吃店用餐時，偶爾和夥計說起周作人，夥計便忽然豎起大拇指說：“周先生是個好人，新街口一帶誰不知道他！他老人家當大學教授和做官的時候，每月發薪發白面那天，一定把白麵分散給四近揭不開鍋的窮苦人家。誰要是去向他告幫，他從來不叫人失望，總是十塊十塊地接濟人……”
【淡漠】
周作人出生後，周母魯瑞就發現這個孩子很安靜，很少哭鬧，就是肚子餓，也只是努著小嘴左右覓食，卻也不哭。她對丈夫周伯宜說：“這孩子是耐性子。老大像我的，他是像你的。”
周作人排行第二，幼時得過天花，身體較弱，父母對他要求較松，對他的培養也不像老大那樣重視。魯迅和周作人兩兄弟在一塊的時候，很多事情都由老大魯迅做主，他只在後面跟著就行了，所以周作人依賴性強，不太喜歡拋頭露面。在他們的父親臥病期間，大量繁重的事情，比如跑當鋪、請醫生、抓藥等等，都是由長兄承擔的。
這些事情，給魯迅留下難以磨滅的記憶，但對周作人則鮮有觸動。兄弟倆到三味書屋讀書、到南京求學、到日本留學等等，都是魯迅先行一步，周作人在後面跟著就行了。連到北京大學任教，也是魯迅透過他與蔡元培的關係給周作人聯絡的。所以，當時周家人都說，老二是周家的一個“福人”。但魯老太太感慨地說：“其實他們兄弟，都生長在多災多難的周家，誰也沒有福可言，只是老二有一個比他大4歲，而且聰明能幹又負責的哥哥，家裡一切事情都由哥哥承擔了。”
魯瑞說，周作人“從幼小時期，一直受到大家的照顧，養成了他的依賴性，事事要依賴家裡人，特別是依賴老大。他對家庭沒有責任感，在他的心裡，家裡的事都要由老大負責，與他無關，他比較自私。”
1897年正月，周作人隨祖父的妾潘姨太（周作人的文章中有時又稱為“宋姨太太”）到杭州陪侍因科考賄賂案發被光緒皇帝欽判了斬監候、羈押在杭州府獄裡的祖父周福清。周作人和潘姨太住在一個叫花牌樓的地方，周作人被“拘在小樓裡邊”，“生活夠單調氣悶”。有學者認為，這段生活也是周作人淡漠性格形成的原因之一。
八道灣的院子裡有一棵大杏樹，開花的時候，周昨天每天從樹下經過，卻不知道花開了。魯迅因此說周作人“視而不見”，魯迅感慨：“像周作人時常在孩子大哭於旁而能無動於衷依然看書的本領，我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
周作人將被軍閥毆打的群眾，稱作是自己不識相的“碰傷”等等。
周作人有個筆名，叫“鶴生”，典出於日本留學時，蔣抑卮給他起的外號“鶴”，有種冷漠和孤傲的味道。
周作人有一個長達13字的署名：京兆布衣八道灣居士苦茶庵主。
周作人說：“我從小讀《論語》，現在得到的結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點對隱者的同情。”他崇拜陶淵明，“在30年代，有人稱他是現代的陶淵明，他便高興地引為知己”。
周作人懼內，事事聽從夫人羽太信子。與魯迅反目後，信子和其妹芳子（周作人三弟周建人的第一任妻子）把她們的父母從日本接到八道灣來了。“九·一八”事變以後，北平的局勢很不安穩，一遇風吹草動，信子等人就叫傭人把八道灣住宅大門上掛的“周宅”摘下，換上“羽太寓”的牌子，還掛上日本旗。而周作人聽之任之，不加制止。魯迅聽說後，意味深長地說：現在八道灣只有老二一箇中國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
1944年，林語堂在先遇到沈兼士，相約登華山，路上，沈對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