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芳在《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魯老太太曾對人說：“這樣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裡住下去，這真出於我意料之外。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道理來。我只記得：你們大先生（魯迅）對二太太（信子）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太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裡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是不好的。”魯老太太還說：“我說句實在話，分開倒對你們大先生有利。”“只當我少生了他（周作人）這個兒子。”
俞芳回憶說，朱安曾“很氣憤地”向人說過：“她（信子）大聲告誡她的孩子們，不要親近我們，不要去找這兩個‘孤老頭’，不要吃他們的東西，讓這兩個‘孤老頭’冷清死。”
魯迅也偶然聽到信子對於孩子有這樣的呵責：“你們不要到大爹的房裡去，讓他冷清煞！”孩子卻不明白大人的矛盾，仍到魯迅房裡玩。於是，這也成了魯迅的罪過。
魯迅說，周作人“曾經和信子吵過，信子一裝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經說：‘要天天創造新生活，則只好權其輕重，犧牲與長兄友好，換取家庭安靜。’”
1924年，魯迅在一篇短文中署名宴之敖者，魯迅曾對許廣平解釋過魯迅曾對許廣平解釋過此署名的意思：“宴從宀（mián，深屋），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說文》作，遊也，從出從放）；我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魯迅此後在兩地書中，也將羽太信子稱為“宴太”。
還有一種說法流傳甚廣，認為魯迅偷窺弟婦沐浴。針對此種說法，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裡解釋道：“據當時住在八道灣客房的章川島先生說，八道灣後院的房屋，窗戶外有土溝，還種著花卉，人是無法靠近的。”周海嬰進一步反駁說：“不過，我以20世紀90年代的理念分析，卻有自己的看法，這裡不妨一談。我以為，父親與周作人在東京求學的那個年代，日本的習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進進出出，相互都不迴避。即是說，我們中國傳統道德觀念中的所謂‘男女大防’，在日本並不那麼在乎。直到臨近世紀末這風俗似乎還保持著，以致連我這樣年齡的人也曾親眼目睹過。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訪問，有一回上廁所，看見裡面有女工在打掃，她對男士進來小解並不迴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間有門的馬桶去方便。據上所述，再聯絡當時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對方的住處原是尋常事，在這種情況之下，偶有所見什麼還值得大驚小怪嗎？退一步說，若父親存心要窺視，也毋需踏在花草雜陳的‘窗臺外’吧？”
當時與魯迅、周作人雙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謙（川島）曾對魯迅博物館工作人員說：“魯迅後來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周作人老婆對我還說過：魯迅在他們的臥室窗下聽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為窗前種滿了鮮花。……主要是經濟問題。她（羽太信子）揮霍得不痛快。”
近年來，有說法認為魯迅與弟媳關係曖昧，甚至認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魯迅的妻子。這種說法認為魯迅與二弟周作人突然失和，而雙方都沒有公開失和的真相，想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1991年，千家駒發表於《明報月刊》的文章《魯迅與羽太信子的關係及其它》猜測：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經是魯迅的妻子，證據是魯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則日記。原文是：“午前赴東交民巷日本郵局寄東京羽太家信並日銀十元。”千家駒解釋說，“羽太”即羽太信子，魯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函稱為“家信”，可知他們是夫妻關係。更有好事之人據此解釋，“魯迅”這個筆名中的“魯”字取其母魯瑞的姓，而“迅”（xùn）與“信”（xìn）在南方是諧音字，係指羽太信子，所以“魯迅”這個筆名反映了魯迅內心深處母愛與性愛的衝突。
但這種說法許多學者認為比較牽強。1911年5月，周作人夫婦歸國。1912年5月16日，羽太信子分娩，得一子。其弟羽太重九攜妹羽太芳子來紹興，照顧產婦。魯迅7月10日寄“羽太家信”，並不是寄給羽太信子的信，而是寄給日本羽太家的信。當時羽太信子在浙江紹興，6月12日、6月29日曾兩次給魯迅來函，估計是向魯迅要錢。魯迅“寄羽太家信並日銀十元”，顯然與羽太信子來信有關。魯迅也曾復羽太信子信，日記寫明是“與二弟婦信”，而不是“寄羽太家信”。
日本人中島長文認為，魯迅兄弟的失和確定是因為羽太信子，但許廣平的回憶文章《所謂兄弟》中所說的教育部拖欠魯迅的工資不能成為信子“討厭”魯迅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