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她是老毛病，過一會兒她自己會好的。果然，過了一會兒，她便自己爬了起來，沒事了。大家這才知道，她這是病態。但周作人卻已經被她調教服帖了。
後來魯迅在北京購房，周氏一家搬入八道灣。因周母年紀已大，又對北京不熟悉，故周家由羽太信子主家政。全家的主要收入都交由信子支配，魯迅每月300多元，周作人有240元，周建人雖無正式工作，但靠翻譯、寫作也有些收入，一家收入頗豐。誰料羽太花錢無度，周家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經濟危機，信子與其他人的矛盾也逐漸激烈起來。周作人雖並不支援信子，但因為懼內，他便一味對信子妥協，換取安寧。後周作人夫婦與魯迅發生矛盾，周作人說：“要天天創造新的生活，便只好犧牲與兄長的情誼。”
信子對周作人的照料很是周全。周作人從不關心家事，對孩子們的哭鬧也置若罔聞。在生活方式上，周作人完全屈從於信子，他們的生活差不多已經完全日本化。
梁實秋曾說：“一個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儉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個‘溫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響，一定愛她，一定愛屋及烏的愛與她有關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負笈東瀛，娶日女為妻，對於日本的許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我記得他寫過一篇文章讚美日本式的那種紙壁地板蹲坑的廁所，簡直匪夷所思。”
對於羽太信子，魯迅、周母、周建人、許壽裳等人都評價不高，魯迅甚至用張作霖的統治來形容弟媳對周作人的管束，周建人對於這位嫂子加大姨姐的評價更是很低，認為她是導致自己兩位哥哥失和的最重要的原因。
但也有一些人的文章記述了羽太信子的生活的另一面。俞芳《談談周作人》中曾寫道：魯迅的母親說信子勤勞好學，有上進心。她對魯迅母親的照顧很是上心，比如，魯迅母親有腎炎，需要吃西瓜，為了讓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儲存的辦法，讓老人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西瓜。信子對周作人和孩子們的照顧也周到得很。
徐淦《忘年交瑣記》中回憶羽太信子說：“上街採辦，下廚做飯，掃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裡裡外外操勞個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賢妻良母，鞠躬如也，低聲碎步，溫良恭儉讓，又極象紹興的老式婦女，使我一點也看不出從前知堂當教授，做偽官領高薪時她會變成闊太太，如今過苦日子才變成這樣勤勞樸素。”
文潔若在《晚年的周作人》中回憶：“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母親魯老太太、女兒若子、周建人兒子豐三的牌位）前供上飯食，然後全家人才用膳。”錢稻蓀對文潔若說：“羽太信子病篤說胡話時，講的居然是紹興話，而不是日語，這使周作人大為感動。”（但據徐淦回憶，羽太信子“說不上幾句象樣的紹興話”。）
周作人一生顧家，忠於信子，早年就與劉半農、錢玄同等結成“三不會”，即不賭不嫖不納妾，從無出軌情事，對“多妻”、“娶妾”之類很是鄙薄，他曾多次指責魯迅、周建人“納妾”（按：魯迅未與朱安離婚便與許廣平同居，周建人同樣未與羽太芳子離婚便與王蘊如同居）。
周作人被捕之後，羽太信子謹遵婦道，苦苦支撐著，等待週迴家。
解放後，羽太信子終於加入中國國籍，她拿著批准入籍的證書高興地對住在其家中的徐淦說，因說的是日語，徐並不明白其意，但還是點頭假裝明白。周作人在一旁翻譯，說羽太表示她愛中國，渴望加入中國籍，申請了許多回，終於如願以償，所以萬分高興。
在晚年信子的跋扈性格似乎並沒有完全改變，碰到不順心的事，她便要發作。加上她體弱多病，精神狀態幾近崩潰。1962年4月6日，羽太信子病重，送入北大醫院急救。是晚，周作人一個人在燈下獨坐，倍感寂寞，他在日記中寫道：“燈下獨坐，送往醫院的人們尚未回來，不無寂寞之感。五十年餘的情感尚未為惡詈所消失，念之不覺可憐可嘆，時正八時也，書此志感。”
4月8日下午一點，羽太信子因冠心病在北大醫院病故，享年75歲。
1963年4月8日，信子去世後一年，周作人在日記裡深情地寫道：“今日為信子週年忌辰，憶戊申（1908年）年初次見到信子，亦是4月8日也。”
【鬩牆】
魯迅和周作人，生長在同一個家庭裡，受相同的教育，都上新學堂，都到日本留學，一起以“周綽”的筆名發表作品，一起翻譯作品，一起到北大教書，五四時期，一起投入新文化運動，但